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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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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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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形式：《南方周末》网：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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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身份：《南方周末》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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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专访华人摄影家刘香成：我依然相信新闻报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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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社会对新一代新闻工作者要求不同了，我一直鼓励年轻人，做一个好的报道记者其实是一种自我修养，需要通过努力储备知识。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期，新闻业的未来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没必要一味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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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悠翔 网络编辑：李木子
2021年，摄影家刘香成70岁，他的生活依然被工作占据着。仅在11月，他就先后出版了自传《世界不是这样的》（刘香成口述、武云溥编著）和摄影画册《上海：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同时，他与演员周迅一同发起的展览《人参果》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开幕，展出了姜文、舒淇、陈坤、黄觉、毕赣等演员、导演的摄影作品。
这些成果恰好呈现出了刘香成人生的不同阶段，在担任《时代》周刊和美联社摄影记者的近20年中，刘香成的足迹遍布美国、法国、中国、印度、阿富汗、韩国、苏联等国家，见证了冷战终结前后的世界风云。1997年，刘香成选择在中国内地定居，先后担任时代华纳集团和新闻集团的中国区高管。2015年，他转身回到摄影圈，成立了上海摄影艺术中心。
刘香成曾说自己接受的教育“三分之一来自中国，三分之一来自英治殖民地时期的香港，三分之一来自美国”。他的镜头中从来不乏政要名流，更数次经历战争等惊险时刻，拍下了不少见证历史事件的佳作，但在众多摄影作品里，他自己最为满意，倾注最深情感的，都是以中国为题材的。
他曾为身份问题困扰，但在中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之后，刘香成选择用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对“天民”一词的解释阐明自己的身份问题。他说：“中国人有一种‘天民’思想，最好的境界就是要超越自己的身份危机。”
口述自传以“世界不是这样的”为名，来自刘香成常说的一句话。他发现西方朋友常常对中国有误解，而中国朋友往往对西方也有误解。他将自己的大部分工作定义为“搭建桥梁”，意图让不同背景的人有交流的平台。
“我70岁了，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我认为不应该用护照来定义我。”2022年3月2日，南方周末记者在上海高邮路一家路边咖啡馆采访刘香成。初春阳光明媚，天气乍暖还寒，他戴着墨镜坐在户外一角，将过往的经历娓娓道来，普通话里偶尔夹杂英文，依稀可以听出南方口音。或许是出于职业习惯，他不时在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停下，询问记者的观点。此时，距离他成为华人唯一的普利策奖得主已经三十年了。
“在恰当的时间被放在了恰当的地方”
1951年，刘香成出生于香港，他的父亲刘季伯时任《大公报》国际版编辑，退休后还曾推动厦门大学新闻系的建立，是颇有名望的“左翼”报人。1953年，因为不满香港的教育环境，刘季伯让妻子带着几个孩子回家乡福州生活。
回忆童年，刘香成的很多记忆都与物质生活的匮乏有关，年幼的他要排很久的队才能买到二两肥猪肉。多年后他才领悟，那些肥肉是长辈们的照顾，对于当时的大部分人来说，肥肉可以炼成油，远比瘦肉金贵。
在刘香成就读的小学里，不少同学的父母来自福建省军区，校园的外墙刷着“超英赶美”大幅标语，他因出身成分不好，常被同学视为“异类”，以至于不论多么努力地参与“除四害”运动，也没能如愿加入少先队。直到刘香成要返回香港读书，学校才特别批准他戴红领巾的资格。在香港，少先队员刘香成进入一家教会学校读书，再一次感受到和同学的格格不入。
1969年，美国“阿波罗号”飞船登月成功，身处“冷战”的复杂局势，刘季伯无法刊登这则消息，只能鼓励刘香成多多练习翻译国外报纸的新闻。此时，刘香成开始真正对新闻产生兴趣。1970年他赴美留学，原本想选择新闻专业，但因为长辈建议“新闻是实践”，他最终选择了国际政治专业。
大学最后一年，刘香成开始接触摄影，并且十分幸运地成为摄影大师基恩·米利（Gjon Mili）的实习生。米利没有教他技术层面的东西，却让他学会判断何为好的图片。很快，他在大学老师的引荐下，开始为《时代》周刊工作。
1976年，身在巴黎的刘香成得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强烈地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召唤，他申请即刻飞往中国，希望可以到北京记录毛主席的葬礼。遗憾的是，因为签证的问题，他只能滞留在中转地广州。
在珠江边，刘香成敏锐地感知到人们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正在变得松弛，明显区别于“文革”期间他在内地探亲时看到的情形。“我看到有人戴着黑纱打太极，整个状态十分放松，这让我隐约觉得一个新的时代要到来了。”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两年后，刘香成正式成为《时代》周刊常驻北京的记者，又在1980年加入美联社，成为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后第一位驻华摄影记者，他形容自己“在恰当的时间被放在了恰当的地方”。
一般的外国摄影记者不同，刘香成喜欢结交朋友，擅长从日常生活的微妙处介入宏大历史的变迁。他曾在文章里介绍，根据当时外交部新闻司的统计，1979年到1981年，西方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有65%是由自己拍摄的。
他曾在国宴上拍摄到邓小平给美国客人夹菜的镜头，还在人民大会堂的角落拍到六大军区的司令员聊天的情景。“这样的画面无需过多的语言，让读者可以直接看到人的肢体和动作，自然而然就觉得亲近，把之前脑海里因为意识形态构建起来的偏见抛开了。”刘香成说。
除了政要，刘香成大量的作品记录着“改革开放”对普通人的改变，他通过在公园里甜蜜恋爱的男女、故宫旁穿军大衣喝可乐的年轻人、主席塑像下怡然自得滑冰的男子等一系列形象，捕捉到不同于往日的时代影像。
1983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摄影集《毛以后的中国》（China After Mao），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本书后来数次再版，2009年刘香成在再版自序中写道：“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1978年所采取的那些重大步骤的确开启了重建这个国家‘常识’的进程，那是一种曾经暂时失去的意识。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现在我们已无法回头，而我们中那些经历过共和国前三十年生活的人也许能够理解，为何中国人民现今如此迫不及待地要寻求一个物质上安全的未来。”
2013年，刘香成在上海中华艺术宫举办了自己的回顾展，他将其命名为《中国梦：三十年》，展出的作品除了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拍摄的照片，还有大量他拍摄的名人肖像：张艺谋、陈凯歌、蔡国强、崔健、金星……其中，一张仰拍郭敬明让其看上去高过“东方之珠”的照片曾一度引发争议。
有人批评刘香成“背弃”了新闻摄影理想，但他认为世界上很多摄影大师都曾为时尚杂志工作，自己试图寻找的是“明星身上不为人知的部分”。何况，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个人主义”时期，他不过是选择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符号进行创作。
说到这个以“中国梦”为题的展览，刘香成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起童年在福州某居委会主任一家匮乏的晚餐，还有1981年拍摄的一张照片：当时国家恢复高考才几年，一群女学生借着天安门广场明亮的路灯席地学习。“我觉得这张照片很能说明问题，中国人一向重视依靠读书出人头地，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我拿出相机，想要记录这一幕，同时也想拍到远处的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因此只能把光圈调得很小，趴在地上凭空数了23秒，经历了漫长的曝光。”刘香成说。
英国艺术批评家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为这个展览的画册写下前言：“今日的大学考生对刘香成镜头下就着天安门广场的路灯刻苦阅读的青年，是无从感应，抑或有所触动？······而我们分明欢笑着，为了刚刚恢复的政治名誉，为了美容与烫发，或者，仅仅为了一台冰箱、一副廉价的进口墨镜⋯⋯看见了吗，照片中的男男女女都对未来满怀希冀与渴望。”
“我不拍谁拍？”
1984年，刘香成主动要求调离中国，想证明自己在任何地方都能拍出好的照片。他不愿意待在明星云集的洛杉矶过优渥的生活，主动要求前往当时世界上最动荡的地方。在印度，他拍到了甘地夫人遇刺后的大混乱；在斯里兰卡，他记录了宗教引发的动荡；在阿富汗，他在苏联撤军的混乱里差点被流弹射中；在韩国，他经历了如火如荼的民主化运动……
“摄影作品是历史的草稿，但这个草稿的力量不亚于文字。”刘香成认为图片报道具有无声的力量。当时驻外记者想要发出一张照片十分困难，往往是通过电报或者卫星电话，一张照片常常需要二十多分钟才能传播出去，即使一天不眠不休，传出的照片也是有限的。但在那个时代，只要照片足够好，第二天全世界的媒体都会刊登。
1990年，刘香成被美联社派去苏联莫斯科分社工作，彼时的苏联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一切百废待兴，但谁也没有想到“解体”来得如此之快。偶然的机缘，刘香成看了一场关于沙皇的展览，这个展览对末代沙皇的生活进行了巨细无遗的展示，甚至包括他的法文菜单和东方式的挂毯。从这些不起眼的物件上，刘香成看到了苏联跨越亚欧大陆的复杂性，同时也在思考：“为何曾是苏联政治敌人的沙皇遗物公开出现在国家的博物馆中？”
当时，苏联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正在快速进行，每一个工人都可以分到一些股票，以至于有黑帮在银行门口守着，让工人把股票转让给自己。相较之下，曾经在国际居于重要地位的科学家却很难发出工资。刘香成嗅到了空气里的不安，他还记得有一次自己在没有接待的情况下，独自拍到了苏联国防部开会的情景，当时他意识到苏联已经“失控”了。
1991年12月25日，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自己辞职，这一举动标志着苏联正式解体。刘香成受CNN总裁汤姆·约翰逊(Tom Johnson)的邀请进入了演播室，他成为在场唯一的摄影记者。他记得自己坐在地上，心想戈尔巴乔夫快要讲完了，冷战就要在自己的面前结束，他环顾四周，在短短几分钟内制定了方案。
“塔斯社的记者都不在，我不拍谁拍？”刘香成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如果我仅仅拍到戈尔巴乔夫坐在那里念稿子，就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新闻照片，我想可行的只有一个机会，就是拍到他扔演讲稿的瞬间。但如果那时戈尔巴乔夫恰好也动了，这张照片就废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刘香成将手里的相机快门调至三十分之一秒——一个他从未使用过的速度，熟悉摄影的人知道，这个速度要求拍摄者的手一定要稳，不容一点颤抖。他还记得，当他拍完这张照片走出克里姆林宫，正看见苏联国旗降下，俄罗斯国旗升起。
1992年，他与美联社莫斯科分社摄影同事一同获得了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并第二次成为美联社年度最佳摄影师。同年，刘香成出版了画册《苏联：帝国的解体》（USSR: The Collapse of an Empire），这本书确立了他在西方摄影界的地位。
他认为这本书充分体现了自己的摄影理念：“很难说我一生拍摄的东西都是新闻图片，但作为一个新闻人，我觉得最深层次的报道其实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去表达，所以你会发现我很关注日常生活。”
“新闻业的未来留给有准备的人”
离开苏联后，刘香成厌倦了世界的战乱和动荡，想要结束近二十年漂泊的生活，换一种方式继续自己的新闻事业。1995年，他回香港创办了一本月刊与M图片社，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到重创。刘香成没有放弃在新闻业大展拳脚的决心，1997年他出任时代华纳驻中国首席代表，2000年至2005年间任新闻集团（中国）常务副总裁。
他曾向同行这么介绍自己的新身份：“我们是坐在一张桌子上，只不过你们是去报道，之后需要有人去发行和出版。我觉得需要有一个理性、客观、真实的平台，大家才可以互相交换意见，这样社会才可以往前进步。如果大家没有交流，始终都是自说自话，很多事情是无法推进的。”
1999年，在刘香成的努力下，《财富》论坛在上海召开，他凭借自己的直觉意识到在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国领导人会愿意让世界五百强的企业高管看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经过两年的筹备，这场以“中国，未来五十年”为主题的论坛开幕了。刘香成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中国领导人和世界五百强高管齐聚黄浦江边，一同看着烟花表演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中国真正崛起的时刻。”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刘香成这样概括当时的中西方交流，他认为媒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他的推动下，星空卫视得以在珠江三角洲落地，中央9套的英文频道也成功登陆英美两国。
伴随着互联网和数码技术的崛起，媒体的生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刘香成曾在不同场合表示，很难在今天的媒体平台看到让人印象深刻的图片，也不会再有一家媒体允许记者没有明确任务地在一个国家待数年时间。
他感慨传统媒体时过境迁：“（纸媒）广告收入少了自然无法派出更多的记者。这点确实和之前不同，之前西方很多媒体会培养人才，等着他们去学中文、学阿拉伯文。如今，亚马逊的贝索斯轻易就把《华盛顿邮报》收购了，结束了格雷厄姆家族四代人对这份报纸的经营。”
刘香成有感于2022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网络上充斥着无数碎片信息，仿佛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报道和传播，但却鲜少有人验证消息的来源和真伪。他认为凡事物极必反，技术便利了太多不负责任的假新闻，看似冲击了传统媒体的模式，却也让读者呼唤真正严肃有价值的报道。
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迅速冲击着传统的媒体行业，刘香成见证了这段历史的整个过程。刘香成说：“我依然相信新闻报道的力量。社会对新一代新闻工作者要求不同了，我一直鼓励年轻人，做一个好的报道记者其实是一种自我修养，需要通过努力储备知识。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期，新闻业的未来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没必要一味埋怨。”
2015年之后，刘香成从北京搬到上海，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上海摄影艺术中心的工作。他将世界范围内风格各异的摄影作品带到中国，并希望以此建立一个交流的艺术平台。“据说人类一年生产的图片以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数字计算，但大部分都变成了数字垃圾。一张好的照片应该成为人类的集体记忆，它可以和你产生情感意义上的沟通。从前这样的照片可以通过无数次的出版、发行和传播被人记住，现在我们只能在美术馆里寻找它们”。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