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 30 年不吃不喝，才能买得起一套房。

这一情况发生在中国；而在美国，买一套房平均需要 8 年积蓄。

为什么同样是吭哧吭哧干活，却同工不同酬，你的回报比美国同事低这么多？这公平么？

今天我们就来扒扒，这种看似不合理的现象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本文要点：

• “劳无所得”的分配现状

• 一切政策都是分配政策

• 个体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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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无所得”的分配现状

文章开头怂人听闻的对比，来源于一个指标——房产价格与收入比（Housing price to income ratio）。这个指标在不同数据源会不完全一致，但量级基本差不离。

光凭一个指标，不能证明中国居民收入就一定是低得不合理，但这个鲜明的对比已经能反映其中的问题所在了——要不然是房价过高，要不然是收入过低，要不然两者兼具。我们这里暂不深究，记住一个点就好，那就是居民的生活负担很重。

为什么负担重？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收入低，二是支出高。下面我们分别看看。

收入

看收入，首先确定一个原则：居民收入应该随经济发展而同步增长。也就是经济发展越好，居民收入就应该越高，对不对？相信这个道理大家都会认同。

那么我们来看看数据。

从 1978 年到 2022 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可理解为税后收入）增长和 GDP 看上去还是差不离的，除了 2000 年以前。但魔鬼藏在细节中。这 44 年里，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了 215 倍，但 GDP 翻了 329 倍。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 GDP。但经济增长的收益不会凭空消失，所以它到底到谁的口袋里去了呢？

在一个孤立的国家里，收入要跟随经济一起发展，这样造出来的商品才有人买；不然，商品造出来，大家买不起，没有消费需求，企业迟早也得玩完。但在中国，没关系。加入世贸组织后，出口市场大了去了，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外销，赚外汇，不缺需求；加上中国前几十年的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多，所以在劳工市场上，劳动者是没有什么谈判力的。所以，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长期落后于 GDP，日子也照样过过来了。

上面的原因基本算是市场的自由选择，但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事实上，人为的政策干预是另一个原因，其中的一个关键政策就是金融抑制。

所谓金融抑制，具体措施就包括利率管制和信贷配额。

我们先来看看利率管制。

从上一辈人开始，大家一般都喜欢存钱。一是未雨绸缪，应对风险和计划的消费，家里生个大病需要用钱，婚丧嫁娶也需要用钱，没有很实惠的社会保障机制，大家当然得自己有所准备；二是除了存银行，普通居民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手段来理财（互联网金融普及后有所好转）。但就是这一点，让大家越来越穷。

10% 的年利率高么？高，搁现在我们都不敢想象。可即便是这么高的利率，当年存银行依然在亏钱。存银行不指望大富大贵，但要求保值不过分吧。但就保值这么低的要求，银行也没有满足——存银行的利息赶不上物价的上涨。

从 1980 年有数据以来，我们拉通看看，一年年利率和物价的微小差距，最后的复利之差是多么恐怖。

42 年，存银行 100 元变成 600 出头，而原来 100 元的东西，现在得涨到 1600。

为什么利率这么低，是银行坑人么？不是，是央行就这么定的。近十几年利率逐渐市场化之前，商业银行的利率基本上是央行说了算，央行会给出指导利率。后来 2005 年市场化，放宽松，央行允许商业银行在指导利率上下设定自己的利率，但说是市场化，又搞了个行业自律协会，让大家自觉，这种不明确的规则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了。即便到现在，市场化确实是有在市场化，但程度依然不深。

回到主题上，为什么央行要给存款利率定这么低，低到跑不过通货膨胀？钱不会凭空消失，这部分储户潜在损失的钱，只会有两个去处。一是让银行赚走了，二是让贷款人得了便宜，毕竟银行给储户的利息越低，能给贷款人的利率也能更实惠。

我们看看贷款利率。

一般而言，GDP 的增长速度代表了企业整体的发展速度。相比之下，贷款利率（央行定的）和 GDP 增速之间有显著的差值。这意味着企业可以以很低廉的价格借到资金，然后拿去投资，获得一个和 GDP 增速大差不差的回报。而 GDP 增速和贷款利率之差，自然就进了企业的口袋，具象化说是进了企业管理者的口袋。

更确切地说，这些信贷大多数都放给了国企，一是因为国企有政府背书，信用风险低，二是政策引导和意识形态考虑。真正缺少资金，又不好自己发债的民营企业，难以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只能向银行贷款，但银行又爱搭不理。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这块的数据不那么透明，但不同角度的数据都能映证这个情况，包括下面的国企信贷占 GDP 的比重，中国的比例在国际上也是奇高。

其实不只是银行贷款，国企在公司债市场中的存在感也是极高，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就是个弟弟。

国企拿了这么好的融资待遇，如果对经济的贡献高，倒也无可厚非，但现实是国企的债务风险严重，而且效率也远低于民企。

有人会说，很多公共领域需要国企才能干好，因为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收益小，以及有些关键安全领域需要国企，国企承担了很多政策任务。但是，公共领域私企进入并非没有很多成功案例，而且很多国企投资房地产等领域与民争利，房地产属于关键领域吗？说不过去。

于是也就有了国企改革。但改到近几年，效果如何呢？改到一半又掉了个头，国进民退。

综上，在近 40 多年里，一个投资建厂的人是享受了特殊待遇的，如果是国企的那就更爽了，而一个普通的打工人则不仅工资涨不了多少，存银行还要被剥削。这种长期的空间上的分配不均，不该是社会主义呀？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觉得这种政策不公平，但笔者还是有必要客观地阐述一下政策背后的逻辑，最后大家再下一个自己的判断。

建国之初，中国的工业基础，尤其是重工业基础是很差的。出于国家安全或独立性的考虑，这块儿得优先发展起来，不然老担心受制于人。要发展，怎么办？要资金和技术（通常随着资金一起过来）。但中国穷，资金只可能从发达国家来。发达国家从自身角度考虑，让发展中国家长久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对他们是最优策略，所以不会把资金主动投到中国想发展的领域。怎么办？只能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让大家支持支持工业发展，其中就包括廉价收购农产品、金融抑制政策，搭配户籍制度把农村居民按在原地不能跑（现实点说就是让大家成为 Exit liquidity，俗称“韭菜”或“人矿”）。所以金融抑制，有其迫不得已。（虽然即便如此也不能说它就合理，毕竟它让很多人做出了巨大牺牲。）

这种中央集权调控经济的思路一直维持到后来，也就造成了上面我们探讨的现象。

但现在这么做，时代都变了，到底还合理不合理呢？

并不合理。虽然国家集中调配资源，把工业给扶起来了，中国接替美日成了世界工厂，有了独立的“资本”，但也让中国对外的依赖性与日俱增。这种对外依赖，不是当年担心的要什么东西得从国外进口，而是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不同的问题，相同的结果，那就是受制于人。

为什么依赖出口？这就回到了一开始的问题，即居民收入长期落后经济发展，大家没钱，又没保障，自然没什么内需。有的内需也是政府搞基建拉动的，本质上不可持续，因为政府不是的钱还是从居民那儿弄来的（收税或印钞）。政府大兴土木拉动内需，只不过是代替或强制居民消费的另一种形式罢了。

看看数据，目前居民消费在 GDP 中的比重只有三四成，而美国是六七成。虽然这个东西没明确的好坏之分，但纵观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的这个比重也实在是太低了，比印度都低。

收入低，消费乏力的问题，政府其实也有意识到，也想要改变。2010 年，在政府的一些讲话中，就有提到旧有的发展模式催生了一批既得利益群体，要进一步发展就得促民生，就得干掉这个群体。事实上，2010 年后居民消费的触底反弹，也多少归功于社会保障的改良；但至于既得利益，要改变就需要集权，2010 年后并没有实现，近些年虽实现了集权，强力人物倒是出现了，可也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换个人来坐江山。居民收入和消费并没有带起来，又走回基建狂魔、无效投资的老路了。路径依赖，积重难返。

上面讲到的人口红利、利率政策，只是影响收入的一个因素，还有很多因素导致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兴趣，下面我们一起再看几个（没有也可直接跳到下一节）。

首先，我们上面讲到的是国内的问题，放在国与国之间看，汇率也是重要因素。为了促进出口，人民币贬值，使得按美元计价时商品更便宜。这种控制汇率的政策，本质上也是已经预先决定了赢家和输家——赢家是中国的出口企业管理者和外国的消费者，输家是中国的打工人、消费者和外国的制造业从业者。换句话说，汇率贬值相当于变相贱卖，牺牲了本国打工人和进口企业、消费者，挤占了外国制造业生存空间，得利的是外国消费者和中国出口企业。这是影响很多居民收入的又一因素。

其次，如果收入政策这么不公平，大家为什么不去争取更公平的待遇呢？原因有多个：一是有人争取，只不过大家不知道；二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工会早已被打散或形式化（日常发发福利），没法履行应有的职能，每个人都暴露在 Big Brother 的监视之下；三是生产分散化和数字化，劳动者不像 Luddite 工人破坏机器那会儿那样，对雇主那么有威慑力了。

再次，很多人似乎根本不会知情，一是因为里面的逻辑其实不直观。二是因为文化和传媒导向上的单一化，党媒姓党，没有第二种声音，有也会马上没有；而且娱乐盛行，大家开心就好，有点民族主义和虚幻的自豪感就好了，即便自豪的内容和在地下室吃泡面的你毫无瓜葛。为什么要让大家去想些其他的？不需要有见识、独立思考和思辨精神，免得越反动。埋头奋斗别躺平就对了。另外，即便关心和理解了这些有的没的，固有习惯日复一日，也很难跳出，摆脱路径依赖，在行动上有所改变。

最后，打工人收入分配得少，也是相对非打工人群体而言的，而同属打工人的初代打工人和新一代打工人之间，其实也有差别。这种差别就不是空间上的了，而是时间上的。十多年前大搞基建，大放水，欣欣向荣，祖国伟大，打工人的日子就相对好过；但由于这种好过是债务催生的，而是债就得还，本质上是寅吃卯粮，后面的打工人就得为前面的买单。这是一点补充，为了尽可能考虑得全面一点。

支出

讲完收入，接下来我们讲讲支出。

支出比收入要简单很多，因为收入分人，但支出结构不同人之间差得不会那么巨大。

支出的品类有很多，看情况就要看大头，而大头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住房。

这里就有个很“巧妙”的点了。我们在《收入》一节中看的 CPI，是不算住房成本的，算的是租金，这一操作不同于美国。所以，拿收入和 CPI 比，其实还是很放水的行为。如果房价涨了 100 倍，租金没变，CPI 也会是雷打不动，但实际上大家的房贷负担更重了，消费也没有消费的能力。

为什么住房这么贵？

一是供求。供给侧，土地有限，而且有政府限制供给。为什么限制供给呢？因为政府支出大（效率低，搞基建，冲业绩），地方财政压力要靠卖地来释放。之前看到的数据大概是住房价格里有一半都是地价，剩下 30% 是建筑成本，最后 20% 才是房地产商的利润。忘了数据来源，可能不准确，但比例应该有参考性。需求侧，不管是出于传统观念，还是真的刚需，买房的人很多，好的城市和地段一价难求，自然会抬高价格。但随着新生儿减少，人口断层的出现，需求已经出现拐点。

二是住房因为价格高，一般得贷款买房，等于加了杠杆，而且住房虽然流动性差，但一般都认为比较保值，所以作为抵押资产啥的都不错。这就使得，住房很金融化，炒房团就是这么来的。炒房的人入场，和刚需的人抢房，加剧了住房价格一路长红、高歌猛进的态势。（“房住不炒”政策针对的就是这个。）

中国消费不足，地方政府拉动内需加上低效养闲人维稳，造成政府支出很高，要满足政府的“高消费”，还得靠卖地，于是就推高了房价。房价长期只涨不跌，更多人一哄而入，经济高度依赖，房价就更下不来，居民支出负担就越重。虽然不严谨，但可以按这么一条线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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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政策都是分配政策

上面我们讲的虽然都是中国，但实际上在其他国家也有共通性。影响收入、支出的政策手段有很多，有些很隐蔽，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

一切只影响部分居民的政策都是分配政策。

分配政策可以是空间上的分配，比如产业优惠政策；也可以是时间上的分配，比如利率调控、社会保障。

一个分配政策很难甚至无法界定好坏。拿最低工资来说，如果被保障群体是努力的、善良的，只是由于上升机制的缺失而徘徊在底层，那么用其他人的税收来补偿他们就是公平合理的；但如果被保障群体全是好吃懒做的，那么即便是只用富人的税收来供养他们，也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因为富人可能是靠自己的付出和其他方面的牺牲才换来的财富。

人们质疑分配的公平性，质疑的是分配的过程是否公平，而非分配结果。笔者的意思是，如果社会制度公平，那么就不需要也不应该有分配政策；如果社会制度公平性缺失，那么分配政策也只是修修补补。调整分配公平合理吗？为什么一小群人能决定一大群人的分配？即便调整公平合理有必要，怎么调整这一小群人真的能科学决策吗？

举几个例子。通货膨胀保持 2% 的目标，这本身就是一种空间（现金持有者受损）和时间（老一代一般受损）上的分配政策，但 2% 究其根源大概率是拍脑子，并没有站得住脚的依据。更进一步，保持通膨本身未必就是对的？通缩，稳定的货币供应，反而可能是消费主义和环境问题的解法。通膨政策在合理性上都可能有问题。

另一个例子是保就业。这是一个很隐性的分配政策。其问题在于目标设定可能并不合理。保就业，可以促进社会稳定，除此之外没什么必然收益。就业率最高的制度可能是奴隶制，大多数人都有工作，但活得并不好。

很明显，分配政策在合理性和科学性上有种种模糊和复杂性，问题的出路可能不在政策上，而在社会制度上。笔者还是认为有几条原则可以遵循：

• 公民能表达真实意愿，民主决策；

• 有选择加入民主团体的权利，就有选择退出的权利；

• 为了民主决策不被少数人挟持，需要尽可能开民智，尽可能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 为了决策的事宜不大到难以理解，以及决策的事项是大多数人所关心的，民主团体的规模不宜太大。

现实的差距在于：

• 一些国家的公民不能表达真实意愿；

• 加入和退出往往受地域限制，很难用脚投票；

• 民主决策受精英影响，即便过程民主，本质上不民主；

• 从国家到基层，民主一层层拆分，但规模还是太大，这会导致参与度不够，从而不民主。

现实差距这么大，作为个人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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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出路

出路的核心就是不成为韭菜。有如下几个选择

• 非暴力不合作，躺平（不建议，容错性太低，个人风险承受能力弱）；

• 加入体制，按规则游戏，成为体制内的赢家（或许是精致的利己主义，但无可厚非）；

• 用脚投票，“润”去更好的国家/地区；

• 等待或即刻加入 Web 3，像互联网带来数字化主权那样，进一步脱离主权的钳制，用隐私投票去保障真实意愿的表达，用加密货币去保障自己的财产权利，参与 DAO 的跨国协作、价值网络中，跨主权“套利”……

把这些问题全解决，终局是什么？再往下说，可能大概率说回《Sovereign Individual》那套了。其作者写得绝对比我好，所以到这儿我得有点自知之明，就此收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