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英国人初次登陆澳大利亚时,这块大陆的环境和动植物使其倍感陌生,因此希望有一些熟悉的动植物陪伴左右。于是英国人试着从欧洲引进兔子,为此他们大费周折,头四次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温驯的白兔无法在澳大利亚存活,到第五次才成功引进了西班牙野兔 。最终兔子在澳大利亚安家落户后,大量繁殖,成为该国的灾难和噩梦。由于没有天敌,兔子肆无忌惮地繁衍,其数量以惊人速度膨胀,农场中一半的牧草都被他们啃噬一光,与牛羊争食,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土地退化。
此后澳大利亚人为消灭兔子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几十年前,他们又研制出多发性黏液瘤病毒用来消灭兔子,这种方法的确将兔子的数量减少了90%以上,但随着兔子免疫力的增强,这种病毒对兔子的杀伤力似乎在减弱,兔子的数量又再次回升。
以上当然是从兔子的角度来说,让我们转换视角从病毒的角度来说,病毒杀死宿主,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蛋疼的事情,因为离开了宿主,病毒就无法复制传播,自己也会随着宿主的死亡而失去活性。所以杀死宿主并不是病毒的本意,宿主的死亡也许只是病毒和宿主免疫系统战争的一个结果。病毒真正的诉求是尽量感染更多的宿主。这一点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狂犬病毒。被狂犬病毒感染的狗受病毒影响,不断分泌带有病毒的唾液,不断地咬人(或者其他动物),在这个过程中,受感染的宿主不断增加,这才符合病毒的利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兔子死亡率的减少,除了兔子免疫系统的升级进化外,也有可能是多发性黏液瘤留了一手。毕竟兔子和多发性黏液瘤在人类的可以安排下,初次见面,大家都不了解对方,多发性黏液瘤可能发现自己一开始下手狠了点,兔子一下子死太多了,没有更多兔子可供感染了。可是多发性黏液瘤可能主动降低毒性,让病兔也可以繁殖后代,总而增加可供感染兔子的数量。
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上,我觉得复活节岛原住民可能还不如多发性黏液瘤。前者在复活节岛上大肆砍伐树木,超过了树木更新迭代的速度,最后原住民发现他们没有树木造大船去远海捕鱼,而近海的鱼被他们吃完了,整个岛上的人就被活活饿死了。
关于病毒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另一个可能的例证是梅毒。当今社会梅毒的特点是生殖器溃疡和十分缓慢的病情发展,许多得不到治疗的患者要过好多年才会死去。然而,当梅毒于1495年首次在欧洲明确见诸记录时,它的脓疱通常从头部蔓延到膝部,使脸上的肉一块块脱落,不消几个月就让人一命呜呼。到1546年,梅毒已演化成具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些症状的疾病。显然,同多发性黏液瘤病一样,为使患者活得长些而进行演化的那些梅毒螺旋体因此就能够把它们的螺旋体后代传染给更多的患者。
在病毒竭尽所能繁衍传播的时候,作为地球的老大,近年来人类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却不断降低。根据PRB的最新数据,生育率倒数十名的名单简直是富裕东亚国家和欧洲国家的派对,也许排派这个词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太新潮了,老派的读书俱乐部可能更合适。
在这张表单里,中国大陆排名全部21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146位,生育率为1.8,低于人口更替率2.1,考虑到国内发展的不平衡,国内大城市的生育率如果单独列出来,可能也能够去参加榜单末尾的读书俱乐部。这点不由让人感慨万千,马尔萨斯老师肯定没有想到,部分人类会在粮食充足的情况下,放弃把自己的基因传播下去的权利。
如果社会学家能把导致人类低生育率的因素归纳总结出来,告诉生物学家,让人类引导病毒社会,让病毒不再急着传播扩散,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要开派对庆祝了。
这么做虽然有点人类沙文主义,但也不是没有先例的。上个世纪中叶,人类就通过改变大肠杆菌的基因(对,就是转基因),在实验室环境下“欺骗”大肠杆菌不断生产胰岛素,结束了人类此前只能从猪身上提取胰岛素的历史。由此胰岛素产量大增,价格也不断下降,使得所有胰岛素依赖型的糖尿病人获益。
所以,以后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干预操纵病毒,使病毒社会的房价高不可攀,教育费用高昂,让工作大量挤占病毒的时间,不给病毒员工传播假期,鼓励病毒解放自我,“病格”独立,追求自己的精神世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鼓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等等等。
如果以上措施得以成功实施,也许以后SARS致死和印第安人被旧大陆细菌病毒团灭的悲剧就不会再重演了。
以上文章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属于精神病文学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