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刺杀的首相，被裹挟的日本政治经济，步步加速的2022

July 11th, 2022

本篇笔记仅用于学习了解和记录日本政治经济情况，不对安倍本人做任何评价。

一、安倍生平简介

日本门阀对自己所在选区有非常强的控制力，经济政治盘根错节，像安倍这样的家庭每一代人都会有人步入政坛。安倍本人在许多方面收到了外祖父和父亲的诸多影响。小时候目睹岸信介遭到抗议和刺杀；成年后做父亲的8年秘书，安倍的父亲风格灵活务实，身段灵活，巩固日美和周边国家关系，在党内也颇有威望和人脉。安倍父亲突然癌症去世，随后安倍受到小泉纯一郎的提携，短短时间内从官方副长官提升到自民党干事长。担任首相后，任期内内阁丑闻频繁，改组无济于事，支持率下跌。在任期间安倍首先访问中国和韩国，没有参拜靖国神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安倍辞职后日本五年换了五个首相，2009年麻生太郎使自民党丧失执政党地位，安倍随后打败石破茂重组自民党，随后担任首相，继续在亚洲国家和美国之间左右摇摆。

安倍任期政策：

外交：

对美：

2012年底：“最重要的是必须重建日美同盟的信赖关系”
2013年初,安倍再次指出：“日本外交和日本安保政策的基轴是日美同盟。我认为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基轴，这应在日本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中最为优先。”同年２月访美。访美后,安倍称“日美同盟完全恢复”了
2018年8月15日，美国海军隆纳·雷根号航空母舰舰队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第6护卫队进行海军与空军联合演训，包括防空作战、通讯变换与航空母舰的舰载机支援等训练
2020年继续强化军事合作
2021年4月16日，美国总统乔·拜登在白宫接见日本首相菅义伟，是拜登上任以来首位面对面会晤的外国领导人。为应对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威胁，两国同意重新确立“美日印太统一战线”，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未来”。会谈后的《联合声明》提及，两人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同时也对香港和新疆人权状况深感关切；这是自1969年以来美日两国领袖的《联合声明》首次提到台湾。

目标依然是摆脱“战后体制”。在日本的战略规划中,日美同盟被定位为安全与外交的基轴,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公共产品,国际社会发展与繁荣的战略保障.为使日美同盟发挥最大工具性效应,日本在战略规划上谋求与美国战略的对接; 政治上,以首脑关系引领同盟发展;外交上,积极打造共同议题,试图主动诱导同盟走向;安全上,最大限度地强化和充实日本多维度跨域联合防卫能力,使日本成为有战略价值、能自主防卫的盟国;经济领域,追随美国,试图引领世界经贸规则的调整和修订。日本对日美同盟的战略性利用提升了其国际存在感,扩充了外交转圜空间,防卫能力实现质的提升和飞跃。日本战略性利用日美同盟政策的收益良多，但并未完全达成其战略初衷:日美在朝鲜核导问题上步伐一度失调,使日本的朝鲜政策陷入困顿;日美贸易争端并未因同盟关系的特殊性而缓解;特朗普对同盟价值的质疑将在同盟关系的未来发展中产生诸多“后遗症”。度.

对中国：

首届任期首访中韩，和日韩关系缓和
2012年：再次担任首相后，对华鹰派，中日关系在钓鱼岛事件后恶化。
2018年：在中美经贸关系日益紧张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偏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背景下，中日关系在2018年缓和。李克强5月到访日本，安倍晋三于同年10月访问中国，安倍表示希望两国可以进入“化竞争为协调的新时代”。
2020年6月，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的决议后，英、美、澳、加四国联合谴责北京破坏香港自治，违反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但安倍政府并未跟随，其本人表示“严重关切”香港局势，并强调维护香港“一国两制”的重要性。

日本对华公共外交的实施主体主要包括外务省、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观光厅、驻华使领馆以及相关的部门和民间机构等。在对华公共外交实施各个主体中,虽然表面上看民间机构和民间交流活动占比最高,但是外务省等政府机构还是在公共外交的实施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实施具有明显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对华外交的布局与中日关系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进一步造成对华公共外交在决策层面出现偏差、在执行层面遭遇困境，进而制约对华公共外交的落实效果；安倍政府对华公共外交的实施具有明显的经济逐利性特征。对于安倍政府来说,对华公共外交的有效实施能够给日本经济带来相当显著的经济收益,从而能够拉动日本国内的零售业、酒店业、餐饮业等相关行业,为安倍政府推进的经济政策加分。

安倍下台后：

长期执政的积累使得安倍在卸任之后依然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安倍经常在外交安全、国内经济政策等方面发表他的见解、甚至与现任首相不一样的观点，来给现任首相施加影响。这种风格在日本政界比较少见**。**政府面对他的强硬主张和压力，有时不得不做一些妥协。例如今年5到6月，政府在制定经济基本政策档的时候，把台湾问题、防卫费提高到GDP的2%写了进去，据日本媒体披露，就是因为受到了安倍的压力。

二、日本政坛简介

日本自民党的派系逐渐形成了以两大势力为核心的格局。最大派系安倍派与由麻生派、岸田派、谷垣集团构成的“宏池会系”分别在100人左右，在自民党所属国会议员中占到5成以上。作为主流派系支撑着岸田政权。一方面，人数少的派系被认为可能走向重组。

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担任会长的麻生派（53人）也在众议院选举之后迎来6名新人，超过发布选举公告前属于第二大派系的茂木派（51人）。茂木派此次虽然也迎来了5名新人，但未能弥补落选和引退的议员人数。麻生派跟岸田派（42人）、谷垣集团一样，都源自前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成立的“宏池会”。随着岸田政权的上台、三方势力统一为“大宏池会”的构想备受关注。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020年10月曾表示“将带头努力实现宏池会大集团”。目前虽然还没有明显的合并动向，但很多想法认为可以通过松弛的合作方式支持首相。宏池会作为一个统一的派系已是20多年前的事情。岸田身边的人士说“时间流逝，文化也不一样了，三个派系合并不是好事。只要相互间存在信赖关系即可”。允许成员同属不同派系的谷垣集团有9位不属于其他派系的纯粹成员。与麻生、岸田两派加在一起，成员超过安倍派，达到104人。安倍派的大多数成员在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最终一轮投票中支持岸田首相。因此，对于岸田的政权运营来说，成为安倍派的对抗势力并非上策。正因为存在这样的想法，所以在派系合并的问题上产生了慎重的态度。安倍晋三在担任首相时，出于对其他派系的顾及，一直设法避免自己出身的派系、即当时的细田派的人数不超过100人。

三、安倍经济学：现代货币理论模型的应用

现代货币理论的基本观点

现代货币理论基于会计核算的三部门均衡模型和资金循环分析，提出理论上可以合并财政、货币部门和金融体系，即财政支出可以直接货币化、金融化，且财政行为宜以功能为导向，财政支出（政府行为）和财政收入（财政融资）是相互独立的，可分别决策。其中，税收可驱动货币需求，应着力于实现稳定物价目标；财政支出可提供货币供给，应着力于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因此，货币主权国的政府拥有非常灵活的政策空间，不受财政预算的硬约束。

MMT 理论中的核心假设之一是基于会计核算原则的三部门均衡模型，该模型将全社会的所有经济主体分为政府、私人和国外三个部门（兰德尔， 2017； Wray， 2015a）。根据会计借贷平衡原理下的均衡（即会计恒等式），这三个部门的总盈余应始终为零，即政府部门结余（ T- G）+ 私人部门结余（ S- I）+ 国外部门结余（ M- X）= 0。所以，一个部门为了能累积金融财富净额，必须有其他部门愿意承担赤字。

MMT 理论认为货币是由政府发行的“主权债务凭证”（兰德尔， 2017； Wray， 2015a）。货币被普遍接受，既可以不需要贵金属（或外币）支撑，也可以不需要法定货币法，只需有“用政府法定货币才能履行纳税义务”的强制规定即可。为免受逃税惩罚，纳税人需获得政府法定货币，纳税是人们接受法定货币的本质原因。政府其他强制支付的效果等同于纳税。

可见，用货币纳税等强制义务创造了居民的货币需求。 A 不宜将税收作为政府支出的“资金来源”看待，其功能应是创造了最终货币需求，使政府可以发行债务凭证——货币，用于支持政府行为（财政支出），从而推动货币流通，即政府投资会使货币供应量增加，压低利率，从而会增加企业的投资。

现代货币理论与传统财政和货币理论之间的争议

关于财政约束问题。 MMT 理论的宏观经济政策认为主权法定货币改变了政府财政约束的性质，政府不需要在支出前提高税收，因为可以通过中央银行“印钱”来提前为支出融资。新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分析的一个关键特征即预算限制，能够发行主权货币的政府赤字融资需要存在约束（ Christ, 1968; Blinder and Solow, 1973； Tobin and Buiter, 1976； Leeper et al.， 1996）。 Pally（ 2015）认为， MMT理论在分析政府不依赖税收的前提下进行支出可能存在的后果问题上存在严重缺陷，与 Blinder 和 Solow（ 1973）、 Tobin和 Buiter（ 1976）的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相比是一种倒退。此外， Bénassy- Quéré等（ 2010）也认为财政赤字的过度积累会影响市场的资源配置，对私人部门造成挤出，形成结构扭曲效应，压缩未来宏观政策的空间，不可持续的政府债务还将制约未来的经济增长。
关于财政和货币当局分立的问题。传统认知中，即使发行主权货币的政府原则上可以通过印刷货币来为支出融资，也需要财政当局和中央银行之间的特殊制度安排（ Lavoie， 2013； Fiebiger， 2013）。 Fiebiger and Lavoie（ 2017）认为，以政府财政活动与央行操作相结合的前提是修改标准术语，而这样的修改不仅没有描述现实，而且扭曲了标准术语。 Palley（ 2015）认为，即使政府预算约束体现出的会计关系成立，也需要财政当局和中央银行之间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特殊性，存在特定制度安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政和央行是一个“整体”，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安倍经济学有效吗？

政府通过量化宽松注入市场流动性，增加经济活力，达到2%预定增长。然后增加消费税扩大政府财政收入。但施行后，日本GDP增长乏力，政府赤字扩大。2020年疫情爆发，送了安倍恰到好处的遮羞布。事实上日本经济状况在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增速已经很低，尽管无论如何因为由于应对疫情不力支持率下降，换了一批人之后，也维持着类似的政策借着疫情得到一定控制时机粉墨登场。

在安倍经济学的指引下，日本政府借债注入流动性，在借债的同时维持低利率政策，并且要背负远超GDP总量的债务，在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的情况下财政的四分之一要用于还债。日本经济已经积重难返。

四、日本往哪里去岸田文雄说得算吗——内忧外患沉疴难返

先看一下安倍之死可能会带来的政治上的结果：

日本政局在维持一段短暂的默哀期后，一定会出现安倍派的重新分化组合，大概率会被削弱，而且岸田文雄方面也会掌握现在的行政资源，呈现行政资源优先于党内资源的这样一个新的形式**。**因此，如果岸田文雄之后能够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政治利益，或者经过分化组合以后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之后，他作为自民党总裁，作为日本首相，大概率可能走向中长期执政。（吕小庆）

安倍是现在岸田内阁的支持者，但同时在政策、人事安排等方面对政府有较大影响力。据日本政界和媒体观察，岸田去年10月上台以来，不想和安倍搞得很僵，所以在一些时候选择了妥协。有人认为今年参议院选举之后，如果岸田的执政地位得到巩固，可能采取一些更具自己特色的政策。现在安倍去世，岸田在政策方面会不会因此有所变化，现在还需要观察。至于外交关系方面，可能会带来一点影响，但日本政策的基本方向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胡继平）

目前来看对于刺杀者的定性并不涉及政治身份，刺杀原因关系到宗教。后续日本极右势力会不会借此发展以及左翼空间会不会继续被压缩需要继续观察。

说回岸田：

在安倍被杀之前，岸田文雄的地位就已经十分稳固。不论是他对于安倍派政策继承与“清算”，还是对俄罗斯的强硬的态度，再加之目前疫苗接种后日本疫情得以控制，都使得岸田的支持率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最新投票结果显示，自民党获63席，立宪民主党17席，公明党13席等。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执政联盟获得76个改选议席，加上此次无需改选的70个席位，将继续保持参议院议席超过半数的优势。如果不解散众议院，日本未来三年不会有国会众、参两院选举。因此，岸田的首相任期也被认为将迎来“黄金三年”。（信息来源：新浪财经）

虽然安倍的离世看似会让岸田文雄有更大的话语权，也因为同情票再次巩固自民党的地位，但日本接下来经济往哪里走，岸田文雄应当是无可奈何的。

首先是美元带来的日元大幅贬值

如前文所说，安倍和其继任者带来的日本财政问题和各种原因导致的长期以来日本GDP增长乏力的问题，并不是换掉一个两个首相、改组内阁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在当前整体宏观形势悲观，内部增长乏力且缺乏外部转移机会的情况下，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都将加速驶向深渊。

六、日本的货币政策

之所以把日本货币政策单独列为一个标题，更多是因为日本的央行与内阁保持着比较独立的关系。后续货币走势更多要看黑田的政策制定。

黑田行长本轮任期将于2023年4月届满，目前来看，由于日本通胀依然处于低位（特别是核心CPI）、同时需求整体偏弱。虽然服务业疫后修复明显，但制造业PMI继续下行，消费者信心也回到2020年以来低点，因此对于日央行而言似乎没有急于调整货币政策的必要。四月日本央行会议上将“连续固定利率无限量购债操作”变为常规化工具，也说明日本央行依然有维持目前宽松姿态的态度，2023年秋季之后或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开启正常化的时机。不过，此次事件或许对央行未来的政策方向添加不确定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