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好比是历史所在的子宫，哺育着历史，规范着历史。它的河流、湖泊、绿洲和海洋，吸引着移民定居于沿岸，因为水是生物和城镇的生命之源，并为运输和贸易提供廉价的航道。
生物学的法则同样也是历史的基本教训。我们受进化过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法则的考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避免了这种竞争与考验，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种群保护了我们，但这个种群自身也必须经受生存的考验。
所以，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生命即是竞争。竞争并不仅仅是交易的生命，而是生命的交易—当食物丰盛时竞争是和平的，当粮食紧缺时竞争是充满暴力的。动物之间互相吞食而没有丝毫愧疚，文明人则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相互利用。合作是真实的，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是竞争的工具或手段。我们在自己的群体中—我们的家庭、社区、俱乐部、教会、党团、“种族”或者国家—团结合作，是为了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强化我们的群体。竞争的群体拥有与竞争的个体一样的特征：贪得无厌，好勇斗狠，党同伐异，狂妄自大。由我们集合而成的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以更放肆的方式表达着我们的天性，并在更大范围内推行我们的善和恶。我们好勇斗狠、贪得无厌、利欲熏心，因为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千万年前的故事，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不得不去追捕、战斗、杀戮，而且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捕获其他野兽，不得不暴饮暴食。战争即是一个国家觅食的方式。战争促成国家间的合作，只是因为战争是竞争的最终极形式。除非我们的各个国家变成一个大而有效的保护性群体，否则国家之间势必将继续上演狩猎时期个人和家庭的行为。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二个教训是，生命即是选择。在为食物、配偶和权力的竞争中，有的生物成功了，有的生物失败了。为生存而战的过程中，有的人在应付生存的各种考验时，拥有比其他人更好的禀赋。鉴于“自然”（这里是指全部实在及其演化过程）未曾认真拜读过美国《独立宣言》，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所以我们生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我们受制于生理和心理上的遗传因素，受制于我们群体的习俗和传统；我们的健康和体力，心智和性格品质，生来就千差万别。“自然”偏爱差异性，因为那是选择和进化的物质基础，即使是双胞胎也有上百处的不同，不存在完全一样的两颗豌豆。
不平等不仅是自然的和先天的，而且还随着文明的复杂化而增长。遗传上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与人为的不平等；所有的发明或发现都是由杰出的个体所为，结果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更有甚于以往。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功能更加专业化，使能力产生差别，使得个人对于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彻底地了解身边的人，那我们只需要选择30%的人，并将其才能联合起来，就足以与其余人的能力之和相等。生命与历史正是这样做的，带着傲慢的不公，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加尔文（Calvin）的上帝。
“自然”对我们梦想中的自由与平等的结合付之一笑。因为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方取胜，另一方即会死亡。
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最终的结果总是智力更超群的人得偿所愿。乌托邦式的平等已被生物学判了死刑，立场温和的哲学家所能指望的最佳状态，是法律和教育机会的大致平等。只有所有潜在的能力都能得到发展和发挥的社会，才会在群体间的竞争中获得生存优势。当远距离打击强化了国家间的对抗时，这种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三个教训是：生命必须繁衍。“自然”对于不能大量繁殖的有机物、变种或者组织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自然”极其喜爱数量，因为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条件；“自然”也喜欢从众多挣扎求生的生命当中选取少数幸存者；毫无疑问，她对于成千上万个精子争相游向一个卵子使其受精的竞争，也视为理所应当。与个体相比，大自然更喜欢群体，她对文明和野蛮几乎不加区分。她不介意高出生率通常会导致在文化上变得不那么文明，而低出生率通常又与文化高的文明相伴。同时，她（这里是指繁衍、变异、竞争、选择以及生存的自然过程）也乐于看到，低出生率的国家周期性地受到更加孔武有力和生育力强的群体的惩罚。
旧石器时代的女性裸体雕刻《维伦多夫维纳斯》（Venus of Willendorf），特别夸张双乳、肚腹和臀部在身体中的比例，是一个象征多产的形象。
如果人类的繁衍过快从而使食物变得短缺，大自然有三个办法使其恢复平衡：饥荒、瘟疫和战争。在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写于1798年的名著《人口论》中，作者解释道，没有这些周期性的事件，人类的出生率便会大大地超过死亡率，而人口的成倍增长又会使得粮食的增产毫无意义。尽管马尔萨斯是个牧师，一个好心人，但他依然指出，对穷人的救济或供应食物导致了他们过早结婚并且毫无节制地生育，从而使得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1803年再版时，他提议放弃除传宗接代以外的性生活，但他又拒绝赞成其他的节育方法。由于这项神圣的动议被接受的希望不大，他预测，未来人类增长和食物产量间的平衡，仍将和过去一样，势必依赖于饥荒、瘟疫和战争。
社会的基础，不在于人的理想，而在于人性。人性的构成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那么，人性的构成是什么呢？
我们也许可以定义人性是人类最基本的倾向和情感。这种最基本的倾向，我们称为本能。
每个本能所形成的习惯又都伴随着各种情绪。以上总和就构成了人性。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性又改变了多少呢？生活方式和生活工具虽然变了，但动机和目标依然如故，如：行动或者休息，争取或者放弃，迎战或者退缩，合群或者独居，求偶或者排斥，提供或者厌恶父母之爱。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也不会有人性的不同：总的来说，穷人和富人都有同样的冲动，只不过穷人没有什么机会，而且技能太差，无法实现他们的本能冲动而已。历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一件事情是，获胜的反叛者会采用他们过去习惯于谴责的方法。
有史以来，人的演化一直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生物性的：其进化程度不是经由物种遗传变异，而主要是因为经济、政治、智力和伦理道德的革新，通过模仿、习俗和教育的力量，个别地或者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群体内的习俗和传统，与物种的类型和遗传因素相一致，也与个人的本能相一致；它们随时会做出调整，以适应那些典型的和不断重复的情况。
在我们的“性格元素表”中，模仿与创新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二者又是合作相依的。由于顺从的天性与争强好胜的个人相结合，才能使一个社会有秩序地运行，所以模仿的多数遵循着少数人的创新，而创新的少数人又遵循着原创性的个人，以便通过新的方式去适应环境与生存的要求。
历史大体上是由求新的少数人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大多数人只为胜利者鼓掌欢呼，并充当社会实验的人类原材料。
因此，智力是历史中的一种重要力量，但是也可以成为分裂与破坏的力量。每100种新的思路，其中至少有99种，可能连它们试图去取代的那些旧传统都不如。一个人，无论他是如何光彩夺目或者见识广博，在他的有生之年，也不可能无所不知，总是能对他所在社会的习惯和礼俗做出明智的判断与取舍。因为这些习惯和礼俗，是无数代人在许多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智慧与经验的结晶。一个荷尔蒙旺盛的青年人或许会问，为什么他不能充分享有性欲发泄的自由？假如他不遵守习俗、道德与法律的规范，在他足够成熟之前，还不明白性是一条充满烈火的欲河，必须处处设防，严加限制，约束自己，那么将会导致个人和团体的大混乱，并毁掉自己的一生。
那些抗拒改变的保守派，与提出改变的激进派具有同等价值—甚至可能更有价值，因为根须深厚比枝叶繁茂更加重要。新的观念应该被听取，因为少数新观念可能有用。但新观念必须经过异议、反对以及轻蔑的研磨，这也是对的。这是新观念被允许进入人类赛场之前必须存在的预赛。老年人抵制年轻人，与年轻人刺激老年人，都是对的。经过这样的对抗，就像两性冲突和阶级斗争一样，才能产生充满张力的创造性力量，才能带来富有活力的发展，才能产生整体隐而不彰的基本统一与运动。
道德是社会规则（就像法律是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一样），充当社会告诫者的角色，借以劝诫其成员和团体，在行为上要和社会的秩序、安全和发展相一致。
史识无多者，会强调道德规则是易变的，他们断定不必拿它太当真，因为它因时因地而异，甚或时而相互矛盾。史见丰富者则会强调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并断定它不可或缺。
道德规范之所以不同，乃是因为它们不断调整自身去适应历史和环境的条件。如果我们把经济史分为三个阶段—狩猎期、农业期和工业期—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阶段的道德规则将会在下一个阶段发生改变。在狩猎阶段，一个人必须随时准备好去追捕、格斗和砍杀。当他抓到了猎物，总是要吃下三倍于自己胃消化量的食物，因为他拿不准何时才能吃到下一顿。不安全感是贪婪之母，记忆是残酷的—对一个时代的记忆是残酷的，这一点可能已深入骨髓—当时生存的考验取决于杀戮的能力，就像现在的国与国之间一样。大体来说，当时男人的死亡率要高于女人—因为男人要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去追捕猎物。一些男人必须同时拥有几个女人，每个男人都被期望能使妇女频繁怀孕。因此好斗、残暴、贪婪和好色，在为生存而战斗的时代，是一大优势。很可能今天的每一种罪恶，在以前都曾经被视为品质—一种使个人、家庭或者团体得以生存的美德。男人的罪恶可能是他崛起时的遗迹，而不是他堕落时留下的耻辱标记。
历史没有告诉我们人类由狩猎期发展到农业期的确切时间—或许是在新石器时代，或许是从发现播种粮食可以增加野生小麦的产量而开始的。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新的制度要求新的美德，同时把一些旧的美德视为罪恶。于是，勤奋变得比勇猛更加重要，讲究规则和节俭比武力更有价值，和平比战争更加有利。孩子们是经济资产，节育是不道德的。农业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受父亲和季节变化的支配，父权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每一个正常的男童，在心智和自立方面都成熟得很快。在15岁时，他就会对生活中的体力工作有所了解，和他在40岁时所了解的完全一样。他需要的不外乎土地、耕具，以及健康勤快的臂膀。所以他早早结婚，几乎与自然的要求同步，他不必为新秩序下永久性的定居式家庭模式对婚前关系的严格限制而长久焦虑。对于年轻女性来说，贞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失去贞操，她可能变成弃妇。一夫一妻制是两性数量大致平衡的要求。1500年以来，贞操、早婚、一夫一妻、白头偕老和多生多育，这些农业道德规范，一直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地区和白人聚居地区延续着。这是一套严格的规范，它在历史上产生了某些最为顽固的特征。
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经济形态和上层道德结构。这个过程先是缓慢发生，然后迅速而广泛地展开。男人、女人和子女离开故乡和家庭，放弃权威社群，以个人的身份去工厂打工，所得也归个人所有，工厂的房子并非为人而建，而是为了机器。每隔十年，机器都会成倍增加，操作变得更加复杂，经济自立（养家糊口的能力）延后，子女不再是经济资产，婚姻被推迟，婚前贞操变得更加难以维持。城市让人对婚姻望而却步，但为性提供的刺激和方便却应有尽有。女人被“解放”了—也就是说，商业化了，同时，避孕药使她们能够将性交与怀孕分离开来。个人主义在工业社会日益增长，使得父亲和母亲的权威失去了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叛逆的年轻人不再受村民的监督和限制，他可以在素不相识的城市人群中隐藏自己的罪孽。科学的进步让试管的权威超越了牧师的权威；经济生产的机械化提出了机械唯物主义哲学，教育的传播助长了对宗教的怀疑，道德规范失去了越来越多超自然的支持力量。旧的农业道德规范开始走向灭亡。
即使是持怀疑论的历史学家也对宗教保持谦卑的尊重，因为他看到了宗教在每一块土地、每一个时代，都发挥着似乎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不幸的人、受难者、孤儿和老人来说，宗教带给他们超自然的安慰；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把这种安慰看得比任何自然的援助更为珍贵。它帮助家长和教师管教年轻人。宗教让社会最底层的人有了存在的意义和尊严；通过宗教的一些仪式，人间的习俗变成与上帝的神圣关系，从而形成稳定的力量。宗教使穷人不会再去谋害富人（拿破仑语）。因为人生而不平等，所以注定我们有许多人经受贫穷和失败，对于失意的人而言，某种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希望是替代绝望的唯一选择。摧毁了希望，阶级斗争就会愈演愈烈。天堂和乌托邦，就像是一个井中的两个水桶：当一个下降时，另一个就会升上来；当宗教衰退时，共产主义就会兴起。
起初，宗教似乎与道德没有任何联系。
最初是恐惧创造了神”[3]—恐惧那些隐藏在大地、河流、海洋、树木、风和天空中的力量。宗教通过祭祀、供奉、咒语以及祈祷，成为了抚慰以及崇拜这些力量的手段。只有当牧师利用这些恐惧和仪式来支持道德和法律时，宗教才成为维持或者对抗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力量。宗教告诉人们，当地的道德和法律条规都是神祇授意的。它描绘了智慧神透特（Thoth）通过国王美尼斯（Menes）赋予埃及法律，沙马什（Shamash，古巴比伦太阳神，译者注）通过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给予巴比伦人法典，耶和华通过摩西给予犹太人《十诫》和《613条戒律》，圣女厄革里亚（Egeria）通过努马·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给予罗马人法律。异教徒的祭仪与基督教的教义都宣称，地球上的统治者们是受神的指派，并受神保护的。出于感激，几乎每个国家都会与祭司分享它的领土和税收。
人类在浩瀚宇宙中是微不足道的，人们日益意识到这一点，这进一步损害了对宗教的信仰。在基督教世界，我们可以把衰退开始的日子定在1543年[5]的哥白尼（Copernicus）。虽然这一过程是缓慢的，但是到1611年，约翰·多恩（John Donne）哀叹，地球已经成了世界的“郊区”，并且“新理念使得一切都受到怀疑”；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偶尔会歪戴帽子去见主教，宣称：“科学是已经被解放了的现代人类的宗教。”从那一代人开始，人们相信作为一个外在的神的“上帝死了”。
经济的解释能阐明很多历史现象。
法国大革命的到来，不是因为伏尔泰卓越的讽刺散文和卢梭伤感的浪漫小说，而是因为中产阶级已经上升到经济的领导地位，为了他们的企业与贸易，他们需要立法的自由，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政治权力。
//经济，是最实诚的激励
历史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治钱者治一切。”
这些银行家们都稳稳地坐在政府的议事厅里，为战争和教皇出钱，偶尔还会点燃革命的火花。可能这是他们权力的一个秘密：他们研究价格波动，知道历史总是会通货膨胀，钱是聪明人应当藏入地窖的最后一样东西。
过去的经验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每一个经济体系或早或晚都要依赖于某种形式的利润动机，以此来唤起个人和团体的生产积极性。
像奴隶制、警察监管或者是狂热的意识形态，都证明生产率太低，花费太高，或太短暂。正常情况下，一般来说，人的价值是根据他们的生产能力来判断的—战争时期是个例外，在那个时候，人的排名会依据他们的破坏能力而定。
我们的结论是，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就此而论，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财富的集中和强制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缩与扩张运动。
//中国的改革，就是财富再分配。四十年后，财富再次集中。共同富裕，能否实现温和的财富再分配。
由于财富是一种生产和交换的秩序和过程，而不是囤积（大多数都无法长期保存的）货物；是一种个人或机构的信托（“信用制度”），而不是纸币或支票的内在价值。因此，暴力革命对财富所做的再分配，并不会多过对财富的损坏。对土地可以进行再分配，但是人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占有和特权的不平等，形成新的少数人权力，他们的本能从本质上说和过去的少数一样。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
我们曾把文明界定为“促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
政治秩序是依靠习俗、道德和法律而得到保障，经济秩序则是依靠连续的生产和交换而得到保障。文化的创造则是由观念、文学、礼仪和艺术的原创力、表达、测试和生成的自由与便利而来的。文明是错综复杂又很不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建立起来很辛苦，摧毁则很容易。
历史首先是这一遗产的创造和记录；进步就是遗产的不断丰富、保存、传播和利用。对我们而言，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过去不再是一个恐怖陈列室，而是变成了一座英灵的城市，一个广阔的思想国度，那儿有无数的圣哲贤明、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有共同爱好的人以及哲学家，他们谈笑风生，有说有笑，有跳有唱，有雕有刻。历史学家不会悲伤，因为除了人们赋予人类生存的意义，他从中看不到任何意义。我们能够亲身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这意义有时能超越死亡，我们理应为此感到自豪。如果一个人很幸运，他便能在去世之前尽可能多地收集他的文明遗产，将其传给他的子女。到了弥留之际，他也会感激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因为他知道：这是养育我们的母亲，这是我们永恒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