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讨了在目前的信息时代，媒体如何利用那些威胁人类能动性和主权的新数字工具和技术来操纵公众的意见，并使其接受的。本文介绍了Henry Jenkins 提出的融合概念，阐述了技术官僚精英如何受利益驱使，培养人们接受新的数字工具，让这些工具服务于新的社会经济秩序。伴随这些分析的，是计算工具的历史发展，以及数据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发展。
【标签】#理论研究 #整合宣传 #技术官僚 #工具与人 #融合 #权力精英 #新自由主义
作者：Daniel Broudy 、Makoto Arakaki｜译者：常真｜校对：Roy｜排版：Queeny
Daniel Broudy 和 Makoto Arakaki
日本,西原,冲绳基督教大学,英语交流系
马歇尔-麦克卢汉在 20 世纪 60 年代指出，人类是工具的制造者，但工具最终亦会重塑人类。50 年后，我们认为这句话应该包括＂重新连接＂人类，因为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人类已然成为全球的神经系统。本文探讨了在目前的信息时代，通过那些威胁人类能动性和主权的新数字工具和技术，媒体是如何操纵公众的意见，并使其接受的。本文介绍了Henry Jenkins 提出的融合概念，并探讨了这种做法，在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如何触及更多领域。在这种环境中，技术官僚精英受利益驱使，培养人们接受新的数字工具，而这些工具服务于新的社会经济秩序。伴随这一分析的，是计算工具的历史发展，以及数据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发展。在一个不断提高速度和效率的世界里，炮制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的理性，我们分析了数字工具如何威胁人类与其融合。通过引述二十世纪的重要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对这种新兴秩序的历史描述，我们将对整合宣传进行考察。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将这种自上而下控制群众的企图，置于更大的历史背景当中去研究和分析。在这个历史背景中，复杂的计算工具开始为追踪和控制人口服务。这篇文章将努力探讨历史上错综复杂的尝试：通过公共关系和技术对人们进行控制。
人生而自由，却处处受制于枷锁。
—让-雅克-卢梭
引言
＂我们塑造工具，然后，工具也塑造我们＂。这句格言，常被认为是媒体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其实出自 John Culkin，他是麦克卢汉的朋友。John Culkin 对这位理论家的思想进行了反思，思考如何使其服务于课堂上的教师，以应对所谓＂新电子环境＂的需求和干扰 （Culkin, 1967, p. 53）。50 年前的这一见解，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具有预见性的洞见之一。Culkin 的文章提炼了麦克卢汉关于技术的主要思想，它们作为无所不在的力量，影响、操纵和控制着公众对经验世界的感知。
这篇文章的主标题是一个供读者思考的简单的问题：在这个信息时代，媒体技术如何让能够影响行为(Packard, 1957/2007, p. 32)的＂心灵锻造而成的枷锁＂(Blake, 1794)得以成型 ，并形成人类主权、能动性和隐私权退化的观念。鉴于这些强大的信息处理和传播工具的存在，我们的中心目的是：批判性地研究某些媒体工具和内容如何将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剥夺正常化，并努力使人们在精神上接受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机器中的齿轮，且不加质疑地为其服务。
政治机构声称要为公众利益服务，但却几乎没有展示出有意愿或知道该如何限制跨国企业的自利贪婪（Sachs, 2019），我们探讨了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组织、平台和内容如何为＂权力精英＂服务（Mills, 1956, p. 73）。讨论开始的前提是，当代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主流媒体仍然是大众洗脑的主要推动者，引导公民对普遍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做出顺从的自我牺牲。
郝曼和乔姆斯基对传统媒体的观察是，其＂功能在于，用「可接受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准则为个人提供消遣和娱乐，进行渗透和灌输＂（Herman and Chomsky, 1988, p. 1），而我们认为，新兴技术不仅 ＂将「人们」整合到更大的社会体制结构内＂（p. 1），而且还将他们整合到所谓的自由市场之中。服务于新兴市场秩序的游说性传播，力图将人类和即将到来的物联网（IoT）整合起来，在那里所有的有机体和无机物都上架待沽，对此我们将加以分析。
融合简史
此处引出了一个问题：技术和媒体如何能对人们操有如此程度的控制力？我们认为，要想对其隐藏的支配力量有更多的认识，首先要承认它们对人类感知潜移默化的影响（Bernays, 1928/2005, p. 47; Packard, 1957/2007, p. 144）。近代史提供了一个视角，让我们对这些屡屡从大众的批判意识中逃脱的＂已知的未知＂一窥究竟。。
电子时代出现的时候，麦克卢汉注意到，他周围的人一直没有认识到技术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因为与他同时代的人，是从过去的角度来诠释技术的深层含义——就好像把现在看成后视镜中的一幅画面。1969年，他指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电子信息环境中，然而就像鱼对水一样，我们对它难以察觉"（McLuhan, 1969, p. 5）。
然而在当代的后工业化生活中，这种环境的无孔不入及其对公众心灵的影响是具有欺骗性的。我们的住宅、公共空间，自然和非自然环境都充斥着肉眼无法察觉的辐射波，承载着信号和信息，被我们接收，被我们解读（Broudy et al., 2020）。只有当这漫天塞地的空气消失时，我们才会像离了水的鱼儿一样，意识到自己笃信不可或缺的那种氧气不见了。个人设备重新连接到 WiFi 的十秒钟延迟，对于那些要求＂即时或近乎实时地接入社交桃源＂的人来说，感觉就好像是溺水（Tanji and Broudy, 2017, p. 209）。
与印刷术时代相比，我们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互联网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和大众交流！──正是这些让我们浮想联翩（Rectenwald, 2019, p. 31）。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无数的交换机、服务器和长长的光缆，信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带来了诱人的幻像。也就是说，普通公民有了充足的话语权和自主权，足以促进积极的社会变革。这是一种对社会的乌托邦式的看法：一个由数字平台解放出来的、跨越国界与他人便捷合作所培育出来的世界。我们急不可耐地认为，它还不受国家的限制和企业的左右。然而，这种理想化的看法，目前正被某种「融合」所破坏，操控者则是企业权力精英们──＂一小撮拥有和运作着为数不多的垄断企业的幸运儿＂ （Bergman, 2018, p. 160）。
亨利・詹金斯于 2006 年指出，＂数字化为融合创造了条件＂，而＂大型联合企业则炮制了它的急迫性＂（p.11）。AT&T（电信）2018 年 6 月对时代华纳（媒体和网络）的收购诠释了詹金斯呼吁关注的那种大型集团化。他把这个过程描述为＂既有自上而下的公司驱动......又有自下而上的消费者驱动..….＂ （2006, p. 18）。然而在人工智能（AI）从上到下地侵入公共、私人和职业生活方方面面的今天，詹金斯所表达出的乐观，即「融合也是由消费者驱动的」，或许就显得有些目光短浅了。
今天，论及客观世界以及它对社会的生存威胁，从普通公民的角度来看，力求在主流媒体中找到一些条理和真相，可以唤起我们对一度无法感知的事物的关注。
有时，企业和草根的融合会相互促进，在媒体和消费者之间创造出更紧密、更有价值的关系（Jenkins, 2006, p. 18）。
长期以来，参与民主进程和行使公民权利一直为人珍视，但却已经遭遇到国家和企业权力联盟越来越多的围攻。2010 年＂企业接管民主＂（Chomsky, 2010）得到了巩固，对这一篡位现象，学者们不惜长篇累牍地进行了讨论。例如，Mark Crispin Miller 写道：＂由私人公司所有并运营的电子投票系统，取代了公开手工统计的纸质选票＂（Miller, personal communication）。紧随 9/11 而来的，是权力精英们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所规定的强制义务，步步收紧对新闻自由和数字平台上言论自由的控制，这一切在如今新冠大流行之下亦有见证。企业和国家权力合力控制公众的观念。例如在美国，Gilens 和 Page 的研究结论是，人民的意愿对改善公共利益的政策立法的影响力＂不重要（或）接近于零＂（Gilens and Page, 2014）。
对目前这个由企业权力极大掌控的政治体系，公民们越来越愤世嫉俗、漠不关心，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其原因并不令人惊讶：被窃取的民主（Miller, 2000, 2004, 2017）、社会进步和阶层上升的长期缺位，都证实了他们不信任。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结果，验证了 2005 年泄露的花旗集团分析师在股东招股说明书中提及的内容：Ajay Kapur 等人在题为＂富豪制造机欢迎你＂的章节中指出，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是由＂管理型技术官僚贵族＂统治的富豪经济体（Kapur et al., 2005）。
作者讨论了富豪经济的主要经济驱动力，并对有效增加投资、巩固权力和集中物质财富提供了启发性的解释，＂富人和受过教育的人最能利用它们＂（Kapur et al., 2005）。然而，没有任何典型的平等主义价值观出现在权力精英的视野中：＂由颠覆性技术所驱动的生产力提升，金融创新，亲资本主义的合作型政府，移民和海外扩张为财富、法治和专利发明注入活力＂（Kapur et al., 2005）。虽然所谓的富豪经济的每个方面都值得分析，但下文只阐述与本文相关度最高的部分。
技术官僚所掌控的感知和意识
人类怎么会允许其工具超越人类自身的价值呢？Jacques Ellul 将整合宣传描述为一种调节公众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尝试，其重点是实现完全的顺从（Ellul, 1965/1973, p. 71）。
当然很大程度上，市场的无形之手及其用于统治的魔法工具仍然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正如麦克卢汉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假设的那样，如果说＂不断增长的电子环境＂是一个成员运作普遍不受时空限制的地球村，那么互联网已然变成了它的中枢神经系统。
技术官僚已经有效地同化了民主吗？Chris Smith 观察到，埃隆·马斯克创办的公司 Neuralink＂已经有了连接大脑和计算机的方法和芯片＂（Smith, 2019）。今天，有了增强（或强化）现实工具的加持，互联网扬言要把人类完全整合到一个无缝的神经矩阵中。例如，在迪拜举行的 2017 年世界政府论坛上，马斯克将游戏行业称为未来社会的组织模式。
游戏将与现实无法区分；它们将非常逼真，你将无法区分游戏和我们所知的现实，（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经历过＂的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我们自己是不是在游戏中？（Musk, 2017）。
程序员被赋予开发另一个层次的可感知客观现实的权力，成为新社会生活形式的（再）创造者，这种新的社会生活形式对政治毫无需求。Herbert Schiller 对其所谓＂信息基础设施＂的力量提出了警告：人们从中获取主流社会秩序的景象和信息，由此＂创造出自己的参照和感知框架＂，并 ＂使大多数人失去对另一种社会现实的想象力" （Schiller, 1999, 2000）。该层次的融合被不言而喻地广泛理解为技术进步，预示着人类自主性和主权的一种未来，这一未来看起来毫无希望，或者几乎不可能是由大众自下而上地选择的。
对于敏锐的观察者来说，这样的变化也是不足为奇的。在反思 C. Wright Mills 1956 年关于权力精英的概念时，Alan Wolfe 指出，＂美国......对思想的巨大热情已经耗尽。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技术专长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不是知识分子的胡思乱想＂（Wolfe, 2001）。
这些新的、由精英守门人所控制的电子工具，以及它们的日益普及，再加上它们对生活再生产的重要性，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到来：市场化和＂将日常生活的迁移作为商业化战略＂（Zuboff, 2015, p. 76）将可能不仅消除对政治话语的需求，而且最终让它们的体制也消失。越来越多的原教旨主义者相信，科学及其自由市场中的技术子民，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这对寻求积极变革的政治话语构成了威胁。
2009 年接受 CNBC 采访时，谷歌主席 Eric Schmidt 揭示了自上而下导演的另一层融合，即工具本身成为社会变革的代理人。在回应关于谷歌将其用户数据市场化这一做法的批评时，施密特指出：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但如果你真的需要这种隐私，现实是，包括谷歌在内的搜索引擎确实会保留这些信息一段时间，这很重要，例如我们在美国都要遵守《爱国者法案》。这些信息有可能会被提供给当局（Schmidt, 2009）。
在这里，施密特将来自搜索引擎的数据人格化，从而勾勒出一幅诱人的幻像，即，大型科技企业及其工具已经成为政府当局不容置疑的新代理人。随着公民声音的边缘化——尤其是自 9/11 以来的不同政见——真正的政治话语已经被这些企业的神话和算法共同取代，使大众认为，由技术官僚管理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不仅具备优势，而且必不可少。隐含的信息非常清楚：妄图对抗由这些新工具设计和实施的社会变革是徒劳的。
从人类到超人类
为了进一步凸显日益复杂的工具给我们这些肉体凡胎带来的问题，马斯克的演讲阐述了融合的另一个层面。这位企业家本人成为了一个媒介，向公共话语领域传递了一个惊人的信息：由于我们的通信工具正在迅速变得强大，超出人类的掌控能力，我们必须与之融合。难道，社会本身不外乎就是一个经济体吗？
如果人类想继续为经济体增加价值，必须通过生物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合并来增强自己的能力。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有可能沦为人工智能的＂家猫＂（Musk, 2017）。
作为回应，Olivia Solon 质疑马斯克所声称的「成为赛博体的必要性」是否正确(Solon, 2017)。我们再次看到工具的人格化──无生命的造物被提升到自主和主权代理人的地位，而人的内在价值被降低到数据的水平（Hirsch, 2013）。赋予了代理权，工具自然就成了权力精英社会地位的延伸，就像小兄弟和老大哥（Klaehn et al., 2018, p. 182）。这就是诞生在技术官僚权力之下的工具的特征，这些技术官僚在＂颠覆性技术驱动的生产力提升＂中看到了更大的控制人类资源的机会。Zuboff 用讽刺的语气做出了总结：
曾经我们搜索谷歌，但现在谷歌搜索我们。曾经我们认为数字服务是免费的，但现在监控资本家认为我们是免费的（Zuboff, 2019a,b）。
然而对于细心的观察者来说，历史上社会范式转变似乎并不奇怪。例如 1980 年，关于大众消费和利用新兴信息技术控制大众的企业之间的融合， Bertram Gross 曾预言道：＂现在可以通过越来越复杂的系统收集信息＂，他指出，＂包括更加隐秘的远程电子监控＂（1980, p. 49）。Katherine Albrecht 和 Liz McIntyre 将电子监控的这种融合程度描述成一个＂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科幻式的商业概念申请了专利＂的行业（Albrecht and McIntyre, 2005, p. 4）。
随着处理速度和网络计算的不断升级，Gross 指出，＂最令人不安的是，对庞大群体进行控制的手段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中心化的系统能够将非常分散的、去中心化的活动的长期记录，用难以置信的信息量存储下来＂（1980, p. 49）。在看到工具制造方面令人眼花缭乱的进展时，我们为什么没有进一步看到这些新工具从根本上改变未来呢？
新自由主义的大流行
新工具带来了新机会，让大众加入当下的新自由主义项目。如果在文化、教育和媒体的影响下，我们相信时间就是金钱，那么有理由得出结论：只有有效地利用时间来追求和积累金钱，才能被视作人类的主要目的。整合宣传的作用是构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在一个天生就越来越需要和期待更高效率水平的系统中，引入提升效率的新工具和方法，会创造出正反馈的循环。因此，今天的整合宣传工具为商业销售的无摩擦交易鼓与呼，反过来，对那些可能破坏系统及其工具和实践的社会交际则进一步加以贬低。
作为一名反对监管约束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一贯倡导者，Rush Limbaugh 观察到：自从麦当劳＂用自动售货亭取代 2500 名人工＂后，终于阻止了不断下滑的股价 （Limbaugh, 2017）。然而，随着不可预测的人类至少部分地被从商业活动中移除，由闪亮高效的新收货亭取而代之，我们再次看到了人和机器（或机器工具）的融合如何重塑了我们，让我们闭上了嘴。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效率工具塑造出了一种有助于＂把效率变成近乎普世愿望＂的观念（Ritzer, 1993, p.35）。因此，这个系统把效率当成事先默认的普遍价值，但 George Woodcock 在其经典的文章《时钟的暴政》中提醒我们，＂完全的解放意味着免于抽象暴政的自由，也意味着免于人治的自由＂（Woodcock, 1944/1998, p. 301）。Limbaugh 一直长期保持着他的传统，宣扬现行制度无可置疑的优雅性，尽管如此，他也还是委婉地为新自由主义发了声。Wendy Brown 在《Undoing 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 (2015)》一书中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解构。她指出，
新自由主义将市场模式扩展到所有领域和活动中——即使在金钱不重要的地方——并将人类彻底改造为市场行为者，永远、唯一、无处不在的＂homo economicus＂ （译者注：作者发明的词，人属经济人种，意指人类演化出新的种类）（Brown, 2015, p. 31）。
这种商业效率的自动化收益是如此之大，甚至让政治阶层都沉默了。Daniel Fusfeld 观察到，＂只要一个经济体系提供了可接受的安全程度、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以及为下一代提供进一步增长的机会，美国大众对谁在掌权或追求何种目标就不会过问＂（Fusfeld, 1989, p. 172）。自动化工具已经变得非常高效，不仅取代了各行各业的传统工人，甚至威胁要剥夺大众的抵抗力，让他们对自己有计划地被边缘化和淘汰束手无策。
至于维护这一制度的必要性，Silvia Federici 指出，资本主义必须通过不断增加私有化来抓住对生产资料的潜在控制，也就是我们生活再生产的根本——土地、森林、水：
如今剥夺的进程持续加速，并且......达到了破坏性的速度，它是......地球上的主要斗争之一，特别是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当你剥夺了人们用于再生产的资料时，也就剥夺了他们在耕种土地中积累的知识。它也剥夺了人们的政治......自治能力，......社区团结和决策能力 （Federici, 2017）。
Henry Giroux 将这种无休止的牺牲的基本依据称为＂一次性机器＂，它＂无情地参与生产一种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概念，这种概念既消解了社会纽带，又将任何可行的能动性概念从社会责任和道德考量中移除＂（Giroux, 2014）。这种意识形态摒弃了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中应有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观，其后果是分裂和征服民众，将公民分割成相互竞争的市场参与者部落，他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大相径庭。
该意识形态进一步推动了对人类情感价值的摒弃（除非是有利于增加产品消费的、可操控的情感，和可接受的思想观念）(Packard, 1957/2007, p. 32; Bergman, 2018, p. 161）。它将公民视为超理性的掠食者，漫游在自由市场上，一门心思只关注原始冲动。新自由主义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人吃人」的世界，在那里，只有肉体上最能适应、头脑被塑造成本能地进行买卖的人，才能在未来的全球市场上生存。而公民社会的成员遵守公地和公共利益的共同价值观，其目的和意义也将被归入新自由主义之中。 Pierre Bourdieu 很早就指出了新自由主义的成因和影响。
让（推崇）纯粹和完美市场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运动成为可能的，是放松了金融管制的政治，（发生）在......那些（政治）回旋余地不断减少的国家中。这样一来，一个达尔文式的世界就出现了——它是一场所有阶级和民众相互对抗的斗争。由于缺乏安全感、遭受苦难和压力的煎熬，人们死死抱住自己的工作和组织，为那个达尔文世界提供了支撑（Bourdieu, 1998）。
距离 Bourdieu 对人们曾期待的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进行以上描述已经过去了 20 年。，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各类平台用社交媒体工具进一步将政体部落化，我们也能够看到社会公正的理念如何在抹除社会纽带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Kramer et al., 2014）。Miller 认为，除了在一场＂全民对抗的战争＂中与每个人作战之外，政治体已经被有效地肢解了。
社会被＂种族、性别＂以及＂蓝色 / 红色＂(这些标签) 巴尔干化（译注：指变成分裂的、相互敌对的多个阵营），以至对于贫困群体来说必不可少的团结似乎变得渺茫。虽然这一变化是由中央情报局从 60 年代末开始加速的（甚至是始作俑者），但现在，社交媒体却将其普遍化了。它提供了一支虚幻的、由「强烈的归属感」制成的安慰剂，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对＂特朗普＂、＂普京＂、＂基拉里＂、＂法西斯＂、＂恐同症患者＂、＂反疫苗＂、＂反犹太主义者＂或任何我们不得不憎恨的其他部落猛烈宣泄。因此，社交媒体将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高产的战争吹鼓手；现在我们都在「就地避难」，大多数人除了在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上 7 天 24 小时做键盘侠以外，没有其它事情可做（Miller, personal communication）。
只要能维持物质财富的承诺，这个由技术官僚精英管理的系统就不会受到挑战。
在这样一个新秩序中，Bertram Gross 预见到了一种友善的法西斯主义，＂由大企业和大政府联手进行的更集权化的、毫无底线的、镇压性的和军国主义的控制，（旨在）为超级富豪、企业监管者，以及军队和公民社会中的上层阶级维护特权＂（1980, p. 167）。他指出，公共话语认为，这种社交世界的重新设计是极其＂合理＂和势不可挡的，因为它对商业友好得过了头，因此成了高效自由市场逻辑的一部分。对于那些寻求能动性、自主性和主权的公民来说问题在于，首先要注意到，融合不经意之间还打着商业惯例的幌子，威胁着这些基本权利。自 9/11 以来，商业世界一如既往地把精力完全集中在他们所谓的加强安全和保障方面，正如＂大企业-大政府伙伴关系，（连同）......超级富豪、企业监管者，以及军队和公民社会中的上层阶级＂所断言的那样（Gross, 1980, p. 167）。
速度与安全：都是为了你好
＂人类几乎没有注意到，＂Edwin Black 观察到，＂从何时起，海量组织化信息的概念悄悄露头，变成了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一个战争武器，和一张群体毁灭的路线图＂（Black, 2001, p. 7）。问题是，信息时代当前阶段的工具对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有什么意义？这些工具处于一个新生的、全球奴役系统的正中心，而诱人的整合宣传、典型的技术进步景象和语言却模糊了它的轮廓。先进性、速度和效率所制造的兴奋，掩盖了步步紧逼的大范围拘禁的消息。
现代历史中有过这样的先例和场景。Black 指出，我们创造的计算机成了适时重塑我们自身的关键工具。如果没有幼年时期的计算机，纳粹党的领导人就不可能将其计划付诸组织和实施──即：识别出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将他们驱离社会，没收其资产；把他们发配到贫民窟、驱逐出境；最后，执行灭绝他们的工作（Black, 2012）。
有了 IBM Hollerith（今天的微处理器的前身）的帮助，通过在卡纸上成行成列打孔的技艺，第三帝国得以存储任何流程、个人或地点的信息。信息时代不是诞生于硅谷，而是在 1933 年的柏林，它将统计信息个体化。Black 说：＂我不仅能把你算作人群中的一分子，还能把我掌握的关于你的信息个体化＂（2012）——你住在哪里，是什么职业，在哪里有银行账户。
也许用人种学数据对卡纸进行编码的最大成就，体现在集中营囚犯前臂的纹身上。这些数字标记成了将囚犯与 Hollerith 绑定起来的概念上的枷锁，将他们独特的人类本质转变为社会、经济和种族类别。分门别类是抬高或边缘化他人的关键。George Lakoff 说：＂大多数分类是自动和无意识的，只有在出了问题的情况下，它才会全都被我们觉察到。＂(Lakoff, 1986, p. 6).
掌权者所持有的潜在的刻板印象和偏见，这些认知构成只有当转化为言语、强制性政策或暴力举动时才会为人所知。例如，对希特勒来说，所谓「出了问题」的情况在于：这些不受欢迎的元素首先是一个头脑中的、分类意识的困境，需要由更高的认知来加以解决，也即他所认为的「犹太人威胁到了整个文化和社会的纯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将潜在的感觉公开化来实现的。在担任宣传部长期间，约瑟夫·戈培尔精心炮制了一系列引导性的叙事，将犹太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归入非人类的类别。通过媒体改变公众看法，与此相伴的是制表机的工作──将抓到的人置于当局的监控之下、股掌之中，从而为终极方案打造出工具。
根据 Theodore Porter 的说法，＂历史的任务之一，是确定被狂热分子宣称为革命性的前沿事物来自何处＂（2016）。Edwin Black 在历史记录中发现，在处理海量人口普查数据时所要求的繁琐度和投入度方面，IBM 的 Hollerith 革命性地提高了效率。由数字构成的庞大数据集终于可以被操控，使抽象数字变成了更有意义的真人画像。这个美好的大数据新世界，将怪异与平庸、概念与物质、创新与平凡融为一体。
Black 想知道为什么 IBM 会卷入法西斯死亡营的营生。他说：＂它从来都和反犹主义与纳粹无关，它只和金钱有关。＂是死亡，让一个特殊的自由市场变得有利可图。对金钱的盲目追求，将人类活动的果实铸造成公开市场上的大众消费品；而在当代生活中，对拜金的狂热追求，反客为主地威胁要将人类，部分或全部改造成可售卖、可抛弃的商品。
Michael Burawoy 在谈及当前市场时，将这一进程称为＂第三次市场化浪潮＂，他说道，甚至连＂人体的一部分......已经成为被买卖的商品＂（Burawoy, 2017）。因此，如果监禁和奴役，（正如 Black 的研究所揭示的）始于给奥斯威辛囚犯纹上模拟的 Hollerith 号牌，那么新的奴役，将以集中营的囚徒被植入带有数字化号牌的全球矩阵微芯片而收场。目前，矩阵的工具随处可见，现实世界的智能相机和传感器，被物联网（IoT）中的虚拟现实眼镜所增强。它们被权力精英们通过巧妙的营销活动推到人们面前。大数据工具被应用到所有的产品和商品之中，生命体和非生命体都在其列。全球经济新秩序中的这种不可阻挡地迈向自愿奴役的步伐，在那些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一切的人看来丝毫不会觉得大惊小怪。
作为一个 12 位的数字标识符，通用产品代码（UPC）首次出现在 1971 年的贸易项目中。我们今天看到的无处不在的 IBM 设计的 UPC，彻底改变了销售点对所有材料库存的跟踪和管控。此后不久，条形码开始出现在牲畜的标牌上。大多数情况下，动物身上的标记（或品牌）是所有权的初代标识。今天，所有权的标识是新的 IBM/Sony＂PersonalCell＂芯片——一种射频识别芯片（RFID），＂比一粒米还小＂（Abate, 2014），可植入皮下，不仅在牲畜和宠物身上，最了不得的是也可以用在人类身上。植入式芯片是否会为极权主义的反乌托邦奠定基础？
efferson Graham 提醒我们，大众在权力精英眼中不过是宠物。＂你会被植入芯片──迟早的事＂（Graham, 2019）他指出。头条新闻将这些新工具描绘成对人类能动性和主权自主的威胁，是对敌人释放的、将受害者撕碎的军犬。＂这一趋势，＂Lee Brown 指出，＂与瑞典走向无现金的进程同时发生，那里纸币和硬币仅占瑞典经济的 1%＂（Associated Press, 2017; Savage, 2018; Brown, 2019）。围绕着对系统的威胁（Broudy and Tanji, 2018）以及对人类能动性和主权的威胁，大部分话语都注入了人类与机器相对抗的战争意象。
然而，主流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背后战争背后代理人的杰作，技术官僚既得利益者所构成的网络用他们的观点主导了公众话语。由于可以毫无阻碍地进入他们所拥有的主流媒体，为新经济编写剧本的技术官僚们，管理和操纵着＂数据驱动的世界中的信息......如今被认作令人兴奋的、性感的和完美的现代世界。这不是第一次，......至少从印刷文化开始，对数据的狂喜就与激进的新技术相伴相生＂（Porter, 2016）。植入式芯片是一个大胆的新工具，企业新闻媒体把它的使用正常化。它所宣称的效率被装扮得如此令人兴奋、如此重要，以至于主流社会中没有人批判性地质疑这些工具将把人类带往何方。
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在 2010 年《技术和国际发展的未来场景》中指出：＂一个重要的──新型的──组件出现在我们的战略工具箱中，即场景策划。这是一个根据具体挑战和机遇的潜在影响因素，创造出关于未来的叙事的过程。＂（Rodin, 2010, p. 4）。故事大王们需要全球听众仔细聆听他们编造出来的最新故事。
结语
我们以对历史的反思作为结束语，供读者思考。当时，在新兴的＂军工综合体＂的背景下，技术官僚的反乌托邦幽灵开始显现（Eisenhower, 1961）。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著名的告别信的前四年，阿道司·赫胥黎就已经向世界发出警告，提醒公民注意和平的新威胁。记者 Mike Wallace 与赫胥黎的访谈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到来──被权力精英控制的公共关系信息将产生威胁，逐渐削弱人类的理性能力，从而像特洛伊木马一样，为攻击人权和主权开启途径。赫胥黎从 Walter Lippmann 早先阐述过的假想开始，指出领袖们必须＂编造＂出其治下＂民众的同意＂（Lippmann, 1922, p. 248）。
......如果想无限期地保有权力，你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一部分将通过我在《美丽新世界》中所预见的那种药物来实现，另一部分，则通过这些新的宣传技术来实现 （Huxley, 1958）。
即使是看一眼美国自 1960 年代初以来对处方药和其它药物日益增长的痴迷，以及美国制药霸权的崛起，也会让不经意的观察者意识到，经过数十年的＂大规模过度开药＂，广大民众已经变得温顺、安逸、麻木、沉默、平静和边缘化。
＂他们将做到这一点，＂赫胥黎指出，＂通过绕开人理性的一面，诱导其潜意识和更深层的情感，甚至生理机能，从而让他真正爱上被奴役＂（1958）。如今来自亚马逊、苹果、谷歌、微软、脸书等公司的个人家庭助理铺天盖地，出现在无数个家庭中，大众对社交联结、安全和保障普遍而深层的渴望，已经被头部厂商、营销人员和政府隔墙有耳未卜先知。（Broudy and Klaehn, 2019; Fowler, 2019）。随着人们对主流媒体中的顶级吹鼓手所神话的各种来势汹汹的焦虑，被轻松高效和无处不在的商品和服务所缓解，人们依旧＂非常容易接受极端的紧急措施＂（Robinson, 2020）。＂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实际上在某些方面，人们可能会为身处新型统治之下而感到高兴，但他们会在他们不应该高兴的情况下感到高兴"（Huxley, 1958）。
1944 年，Karl Polanyi 看到了使这种市场经济得以运转的三个＂假象＂：（a）人类生活会屈从于市场需求，被重构为＂劳动＂；（b）自然界会从属于，并被重组为＂地产＂；（c）交易行为会被重组为＂资本＂。所有的生命、自然和交易都被转化成为可以用来盈利的东西。＂Polanyi 认为，＂如果不消灭人类和社会的自然物质，这样的体制一刻也存在不下去＂（Polanyi, 1944/2001, p. 3）。今天，Michael Rectenwald 认为 Polanyi 所谓的＂伟大变革＂是一个谷歌群岛，其＂数字化大业＂以＂监管、监视、记录、跟踪、面部识别、机器人集群、监测、圈养、社会评分、束缚、惩罚、排挤、抹除个性或其它控制民众的高超能力，威胁着人类的主权……＂(2019, p. 30)。
本文写作时，我们在当下的新冠大流行中，看到了一条通向＂数字化大业＂下的＂美丽新世界＂的清晰道路——有计划地让硬通货币消失，其替代物向人们灌输保持社交距离的强制命令。微芯片，作为大型科技企业的救世主，借由＂没有良知、毫无同情心，(旨在)令(所有人)臣服的超级掠食者＂还魂（Clinton, 1996）。虽然正如我们所讨论过的，友善的法西斯主义披着各式各样的伪装现身，但是，＂对许多人来说，仍然很难将比尔·盖茨视为一个危险的独裁者和优生学狂热分子＂，他穿着＂那些淡雅色的毛衣，咧着嘴傻笑，声音听上去更像科米蛙，而不是阿道夫·希特勒，在公开谈话中穿插着听起来利他的只言片语＂ （Frank, 2009; Harlow, 2009; Miller, personal communication）。但是，我们敦促读者思考＂由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所支持＂的一些工作，以及其他一些人正在进行的用＂揭示个人隐私的可注射纳米粒子＂来＂侵犯人类不可侵犯的主权完整性＂等活动（Wu, 2019）。
自 1990 年发布 Windows 3.0 以来，与病毒的无情斗争仍在继续。我们不禁要问，对于现在怂恿建设全球＂控制网格＂（Eclinik, 2019），并命令我们接受各种新奇怪异注射剂的野蛮垄断行径，究竟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让我们免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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