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是为何存在的，作为群体？个体，又是为何？

在2019年8月的《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些有趣的观点，其中也许最具有前瞻性的（因为那年之后有了全球疫情，让全世界都更加赞同这些观点），有以下几条：

1）总问：亚当斯密时代的组织员工/工人精细分工，安排生产，追逐利润——在过去一百多年后，对分工是否有别的选项？对生产是否有别的选项？对追逐利润是否有别的选项？

2）分工的手段有比雇用或甲乙方合作更好的吗？

3）传统生产的方式确定多大程度需要人的介入？非传统的生产方式又有哪些？

4）把参与生产的人作为客体的利润产出，与，把参与生产的人作为主体的利润产出，能够用同样的方式计算投资回报吗？

5）商业的社会价值只是口号吗？社会价值很高的商业是否会长期碾压（以无形的降维打击的方式，表面上看就是一个个黑天鹅现象）零社会价值甚至是负社会价值的商业？

建议大家有空可以去读读这篇文章的原文。以《经济学人》一贯的风格，这些观点并非直白显现，而需要以个人阅历去解读。文章的封面如下：

要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以最粗糙简陋的方式，拿出自己过去10年在纽约、旧金山、香港、上海的股权投资领域亲自的实践和思考，与读者分享。

如果有股权投资经验的读者，尤其是在美国、英国、德国、新加坡的一线股权投资机构有过任职经历，或处于该领域的长期委托/受托关系中的读者，会更加明白我接下来要用的思考框架的涵义。

从能量密度的角度，拉开时间线去看经济周期下的科技行业（以互联网软硬件的发展为牵头代表）的发展，以及全世界范围内的群体、个体的发展。我有自己做过很多数学推导，甚至动用了机器学习去解决人脑不可解的参量，这都是为了用能量密度去模拟化。而模拟形态的总结如下图：

（运用模拟化，而非量化去分析，是因为量化直接受限于人的语言和认知，与爱因斯坦用几何去“模拟”广义相对论的所有数学推导类似，虽然也会有间接受限，但受限于人类个体的想象力，而千人千面的个体想象力解读相对群体误解，更比较接近宇宙的多元/多重指数水平）

从长期股权投资的角度，这个图很容易理解：也就是假设从1970年开始，对当时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群体开展投资（比如美国通用汽车集团），那到了50年后的今天，其带来的回报已经远小于1970年的在南非某街头的能力超强但被现实埋没的某个体以及该个体的后代，那年也许对方20多岁（是否让人想到了谁的母亲？）。

当然，更大的回报来自于1970年对互联网相关的软硬件的技术投资（本质上就是对研发投入的支持，这里不涉及短期市场化）。时间再往后走5年，也就是5年后的今天，那个1970年投资的个体以及下一代，所带来的回报已经大于互联网相关的软硬件的技术投资，更是把对某群体的（比如通用汽车集团）投资远远甩在了后面。开个玩笑会说，那个个体应该有能力去把这些群体给买下来。

这是疯狂的假设吗？还是科幻故事？还是在每个人眼前的事实，只是我们在昏睡？

不如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互联网没有真正改变什么，无非放大了所有的好与坏，同时放大了这些好与坏的盈利能力。没错，坏东西，在互联网的加持下，也可以盈利。《经济学人》在2020年也有类似的文章，文章封面如下（作为一个曾经长期给《经济学人》私下供稿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我，这本刊物的周刊，我每篇文章都读，连续15年至今。虽然，我的供稿几乎没有被采纳过）：

插画由著名插画师Michael完成（有兴趣可以找到他的NFT作品，他有七个不同名字），它描绘了互联网（包括现在炒得火热的Web3, DAO等概念）的发展是如何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从输入和输出去影响人类的：对于群体，只要把人类简单地看成一个输入和输出设备就行。非常有趣的是，这跟阿西莫夫的《基地》科幻作品中，数学模型“心灵历史学”用来预测银河帝国的群体行为的基本假设类似。

回到前面那张模拟化互联网软硬件、个体、群体的能量密度变化的时间图，如果把这50年粗鄙地分为4个阶段：

1）专业群体应用-信息时代前（1970-1980中）

2）群体应用-信息时代中（1980中-2000）

3）个体应用-信息时代中（2000-2017前后）

4）专业个体应用-信息时代中（2018-2030）

可以看到，区分的角度看似很简单，站在人作为主体的角度，探讨是群体主导还是个体主导，是专业领域的还是非专业领域的。

需要区分群体还是个体主导，其意义在于连接的属性问题，因为互联网的功能之一就是连接；需要区分专业领域还是非专业领域，其意义在于积累的时间成本问题，因为互联网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储存信息，而信息就是时间维度的积累。

说到这里，是不是想到另一本重要的技术论科普作品《皇帝的新脑》，是英国大师罗杰彭罗斯的著作——以上说的这些互联网的功能，与人脑的神经系统非常相似：连接与储存，前者是对动态触发的描述，后者是对静态时间成本积累的描述。而人的思考、记忆、判断、行为，很大一部分也是由此得来，当然，还有其它当下不可验证的脑神经量子态的高维振动投影的影响。

既然有如此的相像，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深度参与互联网的全人类继续作为客体去研究所有问题？互联网在人类的应用中，从个体来讲（每个人如何展现自己），从群体来讲（公司、机构、组织如何展现自己），从专业（有严谨实践和时间累积的领悟）与非专业（更加普及大众的便利的辅助）的领域，已经不是简单的人与工具的关系，而是整个系统发生了转移了：从人可以看清主客体，到人自己无法看清主客体。

如中国古话说的：只缘身在此山中。提及《皇帝的新脑》这本著作，在于，经过以上的思考，则有更大胆的一种假设，认为，这个我们自己无法看清，因此也无法正确研究的新的存在，就像一个超级巨大的大脑，降临在了地球上：全球大脑。从这个方向去思考，深挖，将细思极恐。

但是否真的值得恐惧？是进入混沌，自我降维，还是一个新的人的纪元的起点？

依然是《经济学人》在2019年5月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反省了所谓的“就业市场”的长期意义：工作机会的增加更重要，还是对工作本身的理解的增加更重要。

以往我们想当然的认为，就业就是从学校毕业，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能力，于是开始用这些去寻求养活自己的手段。比较幸运的人，也许他们的工作就是热爱的领域。而大部分可能没有那么幸运。

这是一种单线程的思考方式，去思考如今已经是超多重线程的世界。尤其在美国、英国、德国、以色列这些创业者非常冷静又同时很疯狂的地方，一流的人才在思考的是如何运用当下的互联网不断快速自我突破，自我蜕变，在各种领域可以快速学习，并与正确的人一起在这些追求上共进。

这带来了极大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并指数级地提升了新事物产生的效能。从我自己浅薄的长期投资经验来看，好的创新几乎跟金钱激励没有任何关系，它的百分比低于0.1%，也就是说，1000个成功的创新者里面只有1个是由于当初为了赚钱而去做创新的。99.9%的成功创新，不管是突破性的，还是迭代性的，在过去我自己的10年里面看到的，都来自于对新纪元下的人与技术的主客体的超常规认知：如何在一个自己看不见的、由互联网高度发达和极高的人类参与度组成的这个全球大脑里面，既做一个产出很高的脑细胞，又可以与别的脑细胞一起，把整个大脑变得更加强大。

这跟跨国贸易无关，跟跨国金融无关，只跟个体的领悟以及学习实践能力有关：这种领悟得到了技术加持后，能够快速完成在传统看来是完成PhD学位所需的学习进程，但不需要完成传统PhD学位的那么多时间成本。个体与技术，个体与个体，构成了全球大脑的一个局部兴奋区域带来的研究成果，所需要的时间缩短到了传统PhD水平的1/10，甚至更夸张。

如果抛开对这个“全球大脑”的理解，抛开对构建全球大脑的姿态和条件（多线程的，超标量的学习、实践、整合能力），单纯从传统的基于金钱意义的投资回报的角度孵化创新，在这个“大脑”的局部兴奋区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水涨船高，要达到同等的兴奋度（也就是传统意义的产出水平），则需要投入在原先创投的成功百分比（假设平均水平是百分之一）基础上再除以0.1%，也就是10万分之一：1万亿规模的投入，带来的创新产出最多等同于当下的一家中型上市公司的产出。在中国，这个形势尤其严峻。

当然，任何时候，都可以选择不去思考这些新的变化，不去思考“全球大脑”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颠覆性的意义。选择会带来结果，而结果会促成更少或更多的选择。从投资的角度，可能性不断增多到几乎无限，才是值得去做的。反之，则不是投资，而是借贷。

再来看个体与群体，专业与非专业，在50年的时间里，在互联网软硬件的影响下（更准确说，应该是有机融合），顶尖的科研产出以及商业创新背后的技术和模式创新，以发表在各类刊物、学术机构、公共知识平台为口径去统计（NBER, IDEAS RePEc, 各国的国家经济研究局），由《经济学人》整理分析，得出了上面这张美丽的画面。

我们有幸可以看到，个体价值在过去50年的快速提升，其另一个事实就是个体与个体间的合作更加深入和紧密，从1970年代80%左右是单一作者/创作者，到2020年90%以上是2-4名以上的作者/创作者共同完成。而下面这张图，在全球疫情期间的2020年，与2019年比较，让人看到了吃惊的成倍增长的“共创”！强制隔离的疫情时代，似乎让科幻遐想一般的实地验证更加容易了。

别忘了，这是世界一流的学术、技术、商业创新成果，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专业与非专业中的“专业领域”那部分。当然背后的原因可以多种多样，也很难做一个完整的聚类分析。

我想说，至少，这张图很美。它把我自己这个个体花费10年，巨大资金投入（自己的以及合作伙伴的），巨大精力甚至牺牲，辗转实践，把自己推向极致的折腾而得来的那张粗糙不堪的50年时间图，去描述我眼中的个体、群体，以及互联网软硬件发展本身的能量密度变化，这个独立研究得到的对变化的描述，与世界范围的个体的连接与积累的动态变化，产生了美丽的邂逅。

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或者说，这些如果没有让读者感觉到我没有在简单地讨论“合作的必要性”，或是“放弃当下利益的合作以换取更大的利益”这些往事成烟的话题，那我想给我自己的实践做一个冷静而简要概括：

过去10年的投资实践是多维度多身份的。我尽我所能地，去努力在以下领域的一流机构任职：咨询公司、股权投资机构、投资银行、文化艺术赞助及孵化机构，以及在长期委托/受托关系、自主创业的投资孵化机构去开拓，不断地感受到最近火热的Web3和DAO的精神内核，已经存在了200多年了，在我个人的经历中，也存在了10年了。

在以上提及的这些机构，也就是所谓“群体”中（相对于分析框架中的“个体”），由于独特的属性，对每个个体的综合要求非常高，用一句话简单来讲就是：没有老板。但也不是自己做自己老板的那种传统意义的个体户，更不是狭隘的网红。由于互联网深度渗透的世界的降临，谈论“老板”的存在和对应之策，对理解价值，和创新，非常苍白，甚至可笑。

作为结束语，我想继续献上我一贯粗糙的表达：Web3、DAO，不是概念，而是一直以来就有的思维方式，对某些领域的从业者，是必须具备的思维方式。

而这个时代的幸运，在于可以把这种所谓象牙塔中的思维方式，拿出来，给更多人看，让更多人讨论，也给了一部分人选择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拥抱它的权利。

如果说，具备创业精神和一定的创业实践，是真正通行于Web3、DAO的必要条件，那么也许，在曾经的那些所谓象牙塔领域工作、创业、经过洗礼的人们，是早就已经在那里的“全球大脑”的神经细胞——在合适的条件下，被激活。

还有一些充满追求和憧憬的年轻的人们，将努力和实践作为资本，将对自己投资的是另一个现实的未来。

-End-

文：PY    (注：关于《经济学人》的封面和图表的引用，来自互联网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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