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人类社会中,宗教为人类构建了三重秩序:世界从哪里来、我们该如何活、未来往哪里去。在农业文明中,宗教不仅解释宇宙,也统合社会结构,是政治权威与文化合法性的来源。然而,进入现代之后,科学技术以更高效、可验证的方式解释世界,逐步取代宗教的宇宙学地位;与此同时,文化则以信息化方式演进,模因取代信仰,成为新的集体意义系统。
今天的科技与文化,已不再是宗教的对立面,而是其继承者。两者融合,正在共同构建一种新的信仰系统:不是以超验为前提的神话,而是以实现为目标的未来神话。
科技的发展具备类生物学的“基因”特性:积累、变异、复制与选择。摩尔定律、克隆、量子计算等技术路径均呈指数发展态势,远超人类传统经验尺度。技术从解释自然转向重构自然,从理解生命转向重写生命。
2003年人类基因组草图完成,从最初30亿美元、13年时间缩短为今日数百美元、数小时完成的测序,显示出技术“进步主义”的神话力量。基因编辑技术如CRISPR让人类首次拥有对自我本质进行修改的能力。
伊隆·马斯克提出将人类送上火星并建立自给自足殖民地的路径图。其可重复利用火箭、大幅降低发射成本,使“人类多星球文明”的神话不再遥不可及。
中国“嫦娥”与“天问”计划、北斗导航系统不仅代表技术进步,也具有国家主义叙事功能。北斗系统象征着对西方技术霸权的超越,是中国版“技术自主神话”的核心标志。
模因(meme)是可被传播的信息单位,具有复制性与选择性。文化模因构成社会意义的流通系统,其结构与宗教神话相似,但其驱动力不再是神谕,而是想象中的未来状态。
《银翼杀手》《黑客帝国》《攻壳机动队》等赛博朋克作品提出“高科技、低生活”的世界观,对未来技术社会发出预警。这类文化模因形塑公众的科技伦理认知。
Peter Thiel作为硅谷思想领袖,推动“加速主义”与“技术封建主义”理念,主张由技术精英构建脱离国家主权的新秩序(如海上平台国家、自由城市等)。在其设想中,技术成为建构新社会契约的核心力量。
中国主流话语中,“科技向善”作为文化模因,试图构建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的伦理预设,并通过“共同体”叙事将其嵌入国家命运、文明复兴的宏大框架中。
科技的指数化增长提供“实现可能性”,文化的模因传播提供“愿景普适性”,两者共同支撑未来神话的“合理性”与“感染力”。
“功德积分系统”:不再是来世的天堂,而是通过科技进步,有明确技术路线可实现可量化的更高效、更舒适、更广阔的未来世界。
“宗教仪式与布道”:不再是宗教祭祀,而是可参与可众包的对新科技产品的追逐和对未来生活方式的向往。例如,可众筹的对最新款智能手机的追捧,对太空旅行的渴望,都带有某种“仪式感”。
“神迹显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神明,而是代表着进步和未来的“科技”,阶段性成果公开展示,不断迭代进步。人们对科技的信任,类似于对神祇的信仰,相信科技能够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普世救赎教义”:不再是传统的宗教组织,而是基于共同科技爱好和未来愿景形成的社群,以及各自的白皮书。例如,极客社区、科幻爱好者群体等。
“教义、经典体系”:不再是固定的宗教经典,而是有明确线路图,不断更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突破。对科学的理性追求,取代了盲目的信仰。
这种神话不仅吸引“信徒”,也组织“行动者”,不再只是信仰,更是社会工程。
在区块链、人工智能和新文化构建的新秩序中,科技的基因式迭代和文化的模因式传播相互作用,正悄然塑造着一种全新的“类宗教”模式,传统宗教让位于“可编程信仰”。
未来的神话不再依靠神秘力量,而依靠技术工具与文化叙事共同驱动的社会结构。它以物质进步为基石,以未来愿景为驱动,以可预期和可量化的成果为“神迹”,逐渐替代了传统宗教在人类文明中的部分功能。这并非意味着传统宗教的消亡,而是人类在对生存和意义的追寻中,找到了新的载体和新的方向。
我们将见证一个时代的到来:信仰不再是命运的托辞,而是工程的规划图;神话不再是幻觉,而是可部署的未来事实。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正在催生21世纪人类的全新宗教:我们正身处这个变革的时代,见证着科技与文化共同绘制的,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圣经”,不是通向天堂,而是落地为代码与制度的“未来神话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