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将与过去截然不同。天堂的花园将最终发展为上帝的城市——“圣城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城墙是用碧玉造的，城是纯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这城不需要日月光照，因为上帝的荣耀就是它的光”（启示录21:10-24）。生命之河将流经城市的宽大街道，而生命树将意味着死亡的诅咒被解除（启示录22:1-3）。这与创世记相呼应，但回到**伊甸园（Eden）**已不再可能。
我们并不需要圣经来知道这样的回归是不可能的。在新石器时代，这个星球能够维持1000万人过上舒适的牧歌式或农业生活。相比之下，22世纪地球上100亿人所需要的星球文明的前提，是高度发达的科学和技术。我们无法改变这一现实，尽管我们可以选择假装它不是这样。
讽刺的是，我们太容易取笑浮士德（Faust），即使在歌德时代，他作为启蒙时代的典型代表，科学和技术的希望远远超过今天。诚然，像浮士德那样，忘却自己不朽的灵魂，转而忙于从海中夺回土地的事业，似乎确实有些荒谬。但是，为什么这些选择必须是互相排斥的呢？我们不能两者兼得吗？我们应当承认，我们所处的科学和技术轨迹存在许多危险。但我们永远不应忘记，科技加速的替代方案远非道德或政治中立。
技术意味着以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我们最终会陷入零和博弈的世界，其中每一个赢家都有一个输家。尚不清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能否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运行；而且，一个需要双赢妥协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也可能会无法继续运转。在**马尔萨斯（Malthusian）的终极状态下，资源的限制将把人类的边际生存简化为勉强维持生存。即使是像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这样的反马尔萨斯主义（anti-Malthusian）**思想家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更多的人将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因为他乐观地认为他们将发明许多新事物，从而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
我们离这种技术的丰饶景象比我们愿意相信的要远得多。60亿人生活在新兴世界，每天都受到资源和污染的限制。自1980年以来，粮食生产领域的绿色革命已经大幅放缓，今天印度农村的平均卡路里消费比1970年还要低。中国的工业产出有所增加，但清洁能源技术的失败意味着巨大的环境破坏。即便是美国，也面临着一个奇怪的十字路口，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不足以保证更高的生活水平。年轻一代首次对未来的期望和希望降低——对于许多大学毕业生来说，根本没有足够的高薪工作，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大量人群无法负担健康食品，营养不良，尽管这种隐藏的马尔萨斯主义怪异地表现为肥胖症流行。从地方上看，在曼哈顿，廉价住房的稀缺（或者说，高楼建筑和交通领域技术创新的失败）意味着租金上涨远远超过工资增长。城市贫民窟的房东们在其他人身上获利，尽管这种稀缺被伪装成美学情感。
如果科学和技术的乌托邦是启蒙时代的标志，那么对这种乌托邦的不信任或许就是后启蒙、后现代西方的标志。这种不信任的广泛性是后现代主义取代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所谓的基督教右翼与好莱坞左翼以及几乎所有中间立场的人之间在这方面有广泛共识，只是在具体的不信任对象上有所不同，可能是干细胞研究、压裂技术，或者是认为延长生命与上帝的旨意相悖，或者对环境有害。
过去二十五年的几乎每一部科幻电影，都将科学和技术描绘成一种人类为自己设下的陷阱。从《终结者》（The Terminator）到《黑客帝国》（The Matrix），从《极乐空间》（Elysium）到《阿凡达》，你可以选择一系列的反乌托邦电影。没有哪部电影会把路德派（Luddite）、环境极端主义者或FDA监管员当作最终的大反派；好莱坞常常同时创造并反映了更广泛的文化共识。
二十世纪的历史，是失去未来希望的历史。通过事后的反思，核时代的黎明和曼哈顿计划或许看起来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一个伟大的成就，却最终导致了极大的幻灭。这种幻灭在1970年代达到了顶点，当时继任的阿波罗计划失败，婴儿潮一代将他们的精力转向了无休止的文化战争。无论是偶然还是有意，科学家们被束缚住，不得不将时间花费在撰写拨款申请上，为现有范式的微小延伸争取资金。**《新亚特兰蒂斯》（New Atlantis）**中预言的科学统治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达到顶峰并告终。
培根和霍布斯（Hobbes）的乐观主义属于过去的时代，也许乐观主义与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深刻的矛盾。在十九世纪，恩格斯还可以通过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永无止境的进步与热力学第二定律所预言的热寂之间的明显矛盾来巧妙地处理问题，然后向他的读者保证，这种衰落是在遥远的未来，因此可以被忽视！如果无神论的乐观主义意味着逃离自然，那么今天的无神论悲观主义则意味着接受自然，以及由此带来的许多可怕的事故和残酷的偶然统治。我们这个时代的物理理论类似于伊壁鸠鲁主义（Epicurean）所描述的原子在虚空中随机运动的观点，因此，准伊壁鸠鲁物理学自然地走向了斯多亚主义（Stoicism）和伊壁鸠鲁享乐主义（Epicurean hedonism）也就不足为奇了。我非常怀念浮士德的那种错误的乐观主义——至少他有动机去尝试做些事情来改变世界的种种问题。浮士德似乎比尼采更具道德优越性，尼采是第一位环境哲学家，他既反对基督教，也反对科技乌托邦，主张回归自然，回归那个赤裸裸地以弱肉强食为特征的伪伊甸园。
犹太-西方乐观主义与启蒙运动的无神论乐观主义的区别在于，它极度相信混乱和自然的力量能够并且将会被掌控。偶然的暴政将让位于上帝的天意。这一从混沌到秩序的运动始于**《创世记》：“起初，大地混沌未开，空虚荒凉，深邃的黑暗笼罩着无垠的深渊，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情就这样成了。”（创世记 1:2, 9）。我们要在“天上积存财宝，那里既不被蛀虫咬，也不被锈蚀，贼也不能挖窃”（马太福音 6:20）——这是一个混沌和偶然无法统治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或许个人不朽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一个人能够存在于一个不会发生意外的地方。这个地方对卢克莱修（Lucretius）或伊壁鸠鲁（Epicurus）来说是不存在的，像培根和霍布斯（Hobbes）**这样的早期现代人也回避了这个问题。但对于上帝，一切皆有可能。
科学和技术是犹太—西方乐观主义的自然盟友，尤其是当我们保持对末世框架的开放态度，在这个框架中，上帝通过我们在今天、在地球上建立天国——其中天国既是一个未来的现实，也是一个部分可以在当下实现的目标。在选择面前，与无神论乐观主义结盟比与无神论悲观主义结盟更有意义——我们应当保持开放的心态，认为即便是浮士德的土地开垦计划也是上帝更大计划的一部分。毕竟，在圣经中，海是恶魔利维坦栖息的地方，它象征着必须被推翻的混沌。而混沌将被彻底推翻：“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海也不再有了”（启示录 21:1，强调添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