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货币与传统商业和主流金融的融合似乎是大势所趋，但这并非意味着区块链最初愿景的消亡。

撰文：Mario Laul
编译：Luffy，Foresight News

公共区块链的基础是由密码朋克奠定的。尽管加密行业注定会孕育出各种各样的想法和实践，但去中心化、开源软件、密码安全、隐私和自主主权等原则才是其最具颠覆性成果的基础。但有一个问题，由于缺乏促进创新并将区块链合法化为具有独特功能的基础设施的监管框架，加密企业家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坚持纯粹主义精神，从而大大复杂化其项目的结构和运营，还是在最初的理想上妥协，以换取监管部门的支持和更传统的主流采用。我称之为加密企业家的困境。

自诞生以来，区块链就与远大抱负联系在一起：货币与国家的分离、不受审查的全球支付和协调网络、没有单点故障的软件服务，以及全新的数字组织和治理形式。传播这种革命性的野心需要特殊的环境，就加密货币而言，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以及大型科技公司数据和商业模式的演变提供了这些环境。再加上数字技术的全球采用和代币的内置激励机制，加密货币在早期生态系统发展方面拥有近乎完美的方式。从那时起，单个区块链网络和整个行业的社交和金融资本的增长使加密货币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它在 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突出作用就是明证。

革命性的野心还需要勇气和天真。试图破坏任何社会结构（尤其是那些以法律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尝试，常常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加密货币利用了民众的不满，将矛头对准现任机构，但这种姿态始终难以与建立服务于全球庞大用户群的数字平台的目标相协调。同样，基于区块链的交易绕过了底层基础设施运营商或交易者所在各个司法管辖区的监管要求，这种方式容易受到当地执法部门的打击。加密货币的增长的最终代价是监管地位及其带来的一切的正规化。套用一句名言：你可能对政府不感兴趣，但政府对你感兴趣。

虽然目前大部分监管内容仍处于变化之中，但这正是我们在实践中看到的。从对加密货币相关活动征税和对代币化资产进行分类，到执行反洗钱 / 反恐怖融资规则和在 DAO 治理中追究法律责任，加密货币正逐渐被纳入以国家司法管辖区为中心的现有监管制度。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还包括新的判例法和监管框架的制定，这是确保加密货币的原始价值不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中被摧毁的主要战场，这些斗争将决定所涉及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平衡。加密货币企业家的困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与任何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创新活动一样，其合法化过程缓慢且充满争议。对于加密货币而言，这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一些恶意投机取巧的从业人员的行为造成了外界对该行业的各种误解。

另一个值得强调的因素是区块链与更传统的商业和金融模式日益融合。对于那些将加密货币视为一个旨在与传统机构竞争或取代传统机构的平行系统的人来说，模糊两者之间的界限是认知失调和内部冲突的根源。对其他人来说，这是成功的标志，也是区块链成为系统重要性基础设施的唯一可持续途径。随着加密行业的成熟和风险的降低，建设者、运营商和用户群也将增长和多样化。虽然这使得加密货币成为对传统企业有吸引力的市场，超出了最初的价值主张，但它将进一步放大加密货币的叙事模糊性，特别是如果与各种形式的机构控制的基础设施相结合。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威胁，将随着加密货币的持续采用而成比例地增加。

那么，当公共区块链进入采用曲线的下一阶段时，如何恰当地描述加密货币企业家困境的相关性呢？一方面，加密货币的主流成功似乎更多地取决于与现有系统的紧密结合，而不是坚持某种理想化和包罗万象的去中心化理念。接受大多数「加密项目」最终将与传统企业或开源软件计划融合，或者大多数区块链用户不太可能将密码朋克精神内化到成为指导其消费选择的主要因素的程度，这并不是亵渎。最终，去中心化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中心化企业使用和运营公共区块链也没有什么争议，至少在这些系统保持公开可验证且比其他替代方案更具弹性的情况下不会存在争议。因此，一旦加密货币的监管地位得到充分澄清，这一困境对大多数企业家来说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然而，如果就此断定最初愿景的终结，那就错了。自主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为数字革命带来新的、影响深远的挑战，对强大的计算和信息管理服务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区块链作为创新平台，可以为易受腐败、大规模监视和单点故障影响的旧系统提供替代方案，只有当大量企业家和支持者坚持走上构建真正去中心化、增强隐私和抗审查系统的艰难道路时，区块链才能持续存在。虽然加密货币的商业成功不再取决于它，但其长期社会遗产肯定取决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