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 1996.07.04 破報創刊44期 p16)

文/黃孫權

六月二日星期日的下午兩點二十分，由中環碼頭（走道上擠滿了著菲律賓人，這是他們的週日親族集會），匯豐銀行（英資）和中國銀行（中資）以及殖民時代的建築物立法局所包圍起的地帶，一個充滿現代資本主義與殖民帝國主義美學的氛圍區域，馬路上放置著一幅幅標語與布條，有「毋忘六四跨越九七」、「釋放王丹」、「平反六四民運人士」、「釋放陳子明」等標語，民運人士魏京生、劉念春民運人士照片，以及七年前中央美院在天安門所雕刻的自由女神像的木刻版畫旗幟。由貝聿銘所設計，目的要超越英資的匯豐銀行高度的新中國銀行（中資）則在近處高度的凝視著緩慢集結的人群。媒體與觀光客的相機不停穿梭其中，一位頭戴紅五星鋼盔，身穿綠色風衣的男士，在媒體前散發著《中華評述》（China Comment）。

下午三點20分左右，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主席司徒華及民主黨的楊森、李永達，以及至大陸參加89年學運被關了十幾天李卓仁，開始在台上致詞。司徒華表示，希望此次遊行當中民眾應理智和克制，要防止別有用心的人們煽動。參與遊行的人逐漸籠絡，身兼籌委的民協主席馮檢基、民協的廖成利和黃仲棋亦在其中。包含圍觀的人群大約有二千人，每人手上拿著支聯會所發的歌詞文宣，捐款箱與工作站人員積極地備署，書攤上賣著支聯會為了紀念「六四」七週年紀念而出版的小冊子《腳印與戰叫》、民主大學的攤位上則賣著《魏京生假釋以來言論集》以及殷海光先生早起作品的合集，反對成立臨時立法局的簽名布條長長地鋪在地上。歌聲開始揚起，第一首歌是羅文的「中國夢」，繼昨天學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腳踏車遊行之後，這是第二波有關支援紀念六四民運的活動 —「愛國民主大遊行」，從遮打道行人專用區至新華社的遊行。

這次遊行是一個試金石，既可檢驗出未參與遊行的香港民主黨人士何者親中與保守，又可看出中共當局對於此次遊行--關切未來九七之後，香港結社與言論自由的態度，更可以看出香港人民對於中共政權最後的「辯駁」為何。遊行的主題是「跨越九七」，不但意味著香港人民擔心九七之後政治社會情勢，更意味著這股香港主流民主運動領導者真正焦慮所在乃是能否繼續在政治機器裡掌握有利位置，所以支聯會的人們在台上不斷地問觀眾：「如果九七之後，支聯會的人被中共抓走了，戶口被凍結了，支聯會被取締了，你們會不會聲援我們？」六二大遊行如此，六四在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所舉辦的「燭光悼念集會」更是如此，整場遊行與悼念集會在形式上變成了一個「支聯會」預先的葬禮、事前向人民的索求、以及對於領導遊行份子未來的保障，一個由廣泛的華人意識與民主意識手編而成的官司民主派的保險計畫。

無可諱言，從八九民運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才被啓蒙，1984年的中央聯合聲明，才變成香港人民真正意識到的「未來」。香港保釣運動至七零年代的「左派」運動逐漸收斂、轉型成自由主義的民主運動，由面向中國的社會運動策略思考變成香港在地民主運動方向的研擬，特別是在八九民運透支社會主義，港人所稱的「左派」美夢破產之後，使得港人必須謹慎地看待借來的中國國族主義，這個一度被用來支撐反帝國殖民統治的意識形態。也是隨著八九民運，支聯會（絕大部分的領導幹部為民主黨與民協人士）收攏了香港社會絕大部分的社會資源，並且在立法局開放一半名額直選時，民主黨人士獲得絕大的勝利，使得這一輩在地的中產階級菁英們，順利地進入政治機器。

民主的理想其實並無錯誤，但充滿矛盾。在紀念「六四」七週年活動之前，支聯會第六屆常委，在其宗旨簡介中，已刪除了一個極為敏感的「短期目標」，即「支援中國人民推翻當權者鄧、李、楊集團」（按司徒華的辯解，打倒鄧李楊並非讓步，因其中有兩個已不在位，李鵬將於明年十五大後亦要下台），甚至在之前由支聯會所發佈的一則「支聯會『十個怎麼辦？』/支聯會怎樣跨越九七（討論稿）」中，則明顯地標示出支聯會溫和抗議與司法抗爭的安全路線，因此，對於支聯會自己所宣稱的「香港的民主運動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而言，至少透露兩種訊息，其一意味香港的民主運動必須、而且必要地作為一個全中國民主運動的指標與成就，中共對於香港民主運動的寬容則相對成為重要的指標；其二是支聯會根於中產階級傳統所堅持的改革開放與經濟成就乃是由司法保障的民主/全民選舉而來，這又與保障民主黨人士在目前立法局與行政部門的地位極其相關，如果中共制訂的「基本法」不能保障經由普選而完成的立法局議員，那麼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失敗的，如果一切依法所建立的支聯會被取締或者註銷，而不能透過司法的程序得以平反，民主也是失敗的。

多人預測 96 年的「六四 」紀念活動將會是最後一次，支聯會作為一個海外華人最大的支援組織。如果擔心，或者自以為是港人心繫之民主運動成果的代表卻期待自身的全身而退，或者是期待以法律來作為保障，對於中共「將會」禁止紀念六四集會，**《討論稿》竟然打算服從命令，只敢預先呼籲「大家不約而同地進行悼念活動」，畏懼勇敢的行使公民抗命權的話，支聯會某種程度而言，剛好變成「港賊」所言的一般，只敢仗著英國保護之下隔著皮靴搔癢，而不敢直接面對中共。**對於支聯會行動的異議之聲，我開始注意到由一群牧師與社會人士組成的「先驅社」、「四五行動聯盟」、與《顛狗日報》，特別是「先驅社」所發表的理論性與細緻討論的文章。

我未曾參加過如此強悍的遊行，整整四個小時，從遮打道繞過維園足球場到新華社，一路未曾停歇，當我累得坐在大廈走廊休息時，一位約莫六十幾歲的老婆婆經過我面前，笑了笑，突然覺得我在台灣的運動經驗有點羞愧。行進途中，四五行動聯盟的人員抬著一只棺材，一路晃蕩，學聯的同學們一時喊著：「We Want Democracy」、婦聯團體舉著標語，先驅社與民主大學的成員也夾雜其中，不少家庭更是扶老攜幼全體出動，也有不少老外出現，天橋與路旁擠滿了圍觀的人群，背著幾公斤重的香港當地與外國媒體攝影記者不用說，連警方的錄影小組與維持遊行安全的警察也一路跟隨，這是香港的一個全民運動、不分年紀興種族與職位。當我們穿過中環、灣仔、旺角兩旁高聳建築物的街道時，不禁想到這個高度法治自由卻毫無民主的殖民地如何可能。與同遊行朋友的談話，年長的一輩告訴我之前的保釣運動與中文運動如何地轟烈，即使中共來了他們也會一樣抗爭到底，年輕的一輩則說他們出生時香港就是這樣了，到底誰有權力決定末來，他們為什麼要面對如此的巨變？外國朋友說他們比較起來情況稍好，雖然香港已是他們的家，但如果中共頑劣地搞六四鎮壓的話，他們也許會離開心愛的香港，對於未來，他們普遍表示悲觀，悲觀中有很大程度是不知該如何？指揮部的人們在指揮車上不斷地覆頌口號，嗡鳴之聲像極了這場鬱卒嘉年華的配樂， 當然還有改編自鄭智化〈水手之歌〉的抗議歌曲。一名市民手舉「九七當前，我也要來」的牌子走過面前。

六月三日我拜訪了香港浸信會大學社會系副教擅邱延亮，湊巧嶺南學院老師，同為《天安門評論》編委的羅永生也在場。《天安門評論》為天安門民主大學香港籌備處（民主大學於89 年六月三日成立於天安門廣場，是一個被極權攔腰斬斷的開放大學計畫，香港籌備處自然而然成為民主大學唯一的分支）所出版的刊物，就理論研究干預現實的角色而言，非常像台灣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邱延亮曾經參加了「香港專上教研人員北京學運支援團」，在89 年五月二十日北京戒嚴守夜時，到達了天安門，且在《天安門評論》第一卷第一期發表了一篇〈天安門廣場人民抗爭的詩學〉，記錄當時學運的場景與標語。這位目前在台灣大學城鄉所開的國際社會課裡兼課，發表不少有關台灣原住民的研究評論，被中研院民族所「拒絕」的先生，與羅永生竊竊私語的準備進行一份香港的歷史研究計畫。當我問及香港為什麼沒有獨立運動時，他很學院的回答： **「你以為脫離殖民以後就一定要獨立嗎？去殖民化後就一定有國族主義嗎？」**隨後，他自顧自的唸起手編欲進行的研究計畫，對於香港近來社會歷史的轉變，**他說這是一個殖民政府自我去殖民化（self - decolonize）到新國家計畫（state project）的歷程。**英國政府的兩波計畫裡，第一是實行假政治（開放一半議員席次直選），把殖民地「獨立」起來，把選票變成「假」選票，將地方菁英與中產階級納編到政治機器裡頭，始料未及的是假選票變成了真還票，民主黨人士雖然獲得大勝，但草根出身的運動者也進入了政治機器中；第二則是把政府部門盡量的非政府化，引市場進入，避免中共進入/操縱政府機構。

就港澳非殖民地化的歷史而言，或是對於民主黨大勝之後與草根性團體的緊張關係而言，相當程度的命中現實。非殖民化所引伸的概念非常多，在歷史現實裡首次出現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法各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經濟上無法承擔統治殖民地的龐大費用而迅速非殖民化，特別是英國的非殖民化的過程被許多西方人士認為對第三世界的和平有「正面的影響」。就政治學的意羲而言，在此或可界定為為殖民地統治者撤離殖民地時將政治權力移交給本地人的過程，政治學家華文西（G. Wasserman）認為非殖民化有三個特性：第一，殖民地的政治與經濟菁英嘗試去適應非殖民化的過程，透過「影響」和「承認」新的統治者來保護他們的利益；第二，殖民地的統治者將具有民族主義的菁英吸納（corpt）入政治體制，藉此保持政治穩定；第三，殖民地的官員實施一些先發制人的政策，防禦和控制民眾的不滿情緒，以討價的方式來達成「有共識的非殖民化」。這些特性當前正在港澳地區一一展開，但港澳最大的不同即是非殖民化之後，並沒有獨立，而是來了不同的宗主國，除了殖民地統治者對殖民地採取吸納和先發制人的策略外，中共也必須先行吸納港澳兩地的政治經濟菁英，以作為未來統治合怯性的基礎。正因為政治形勢複雜，在吸納過程裡的兩極化發展也愈發激烈，親中和親英份子先露出嘴臉，作為中共的斥喉，而民主派則離中共愈來愈遠。（此一過程詳細的論述可見《香港社會科學學報》1993年春季號，P79 — 100，盧兆興所著之〈香港和澳門的非殖民化比較〉）。

但是我們不可忘卻華文西所提出的警示：所有的非殖民化皆是由上而下的發動，而不是由人民作主，所以在非殖民化過程獲利的新興階級，可能會反對社會上劇烈的變革。對港澳最重要的提示則是，新興的既得利益階級，他們必須，也必會在利益的考量上，經濟地和政治地依附原宗主國或是新宗主國。對於香港的民主黨或是民主派人士，將是最嚴苛的考驗。

六點半，我們抵達了新華社門口，遊行隊伍在門前的斜坡道坐了下來。華叔（司徒華）發表了一篇枯燥的演說，群眾極有耐心的聽著。所有的媒體，除了台灣之外（遊行中途我看到TVBS的記者猶然在隊伍中，也許趕不及新聞截稿時間，也許前頭的資料夠了）都在斜坡上佔了好位置，仿佛等著好戲發生。法新社一名女記者坐在身旁，飛快的作著筆記，並問我之後還有行動嗎？我們都注意到「四五行動聯盟」所抬的棺材還沒有開棺。新華社的大門緊閉，高樓窗口偶有幾個推窗而出而又迅速掩窗的臉孔，顯然地，新華社不會開門迎接支聯會的聲明。在聲明朗誦完畢後，群眾開始唱歌，指揮車再度呼籲人民參加六四晚上在維園足球場舉行的悼念會，旋即宣佈今日的遊行結束。就在大多數群眾漸漸離去當時，四五行動成員飛快的將棺材欲抬到新華社門口，警方在新華社門口圍成人墻，拒絕四五成員的「強行」突破，並宣告違反遊行法，這副棺材來來去去，在地下道與警方僵持，從馬路上來回了數次，期間四五行動成員梁國雄一再向警方保證，不損毀新華社建築物本身，不會阻礙人行道暢通，他們只想將棺木放置在非人行道上的新華社大門前。隨後警方只好強調他們是非法集會並下令解散，梁國雄則反駁這是民眾自發性的行為，並非集會，故無從解散，警方只好說：我們懷疑棺材有一些導致燃燒的物件，不一定是爆炸物體，所以要將有關物件交給警方研究，更不能允許將其置放在新華社門口。整個過程僵持約了二個小時，後來在混亂中棺材被警方搬走到先封鎖的地下道中。一名頭蒙灰帽的男子欲強行突破警方防守線，被警方鎖上手扣拘捕。棺材上的黑布寫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隔天的報紙，一些中共的斥候們紛紛表態，甚至比老表官員更加激動，也許這樣容易讓上面看到其忠心愛國的表現。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說：「九七之後支聯會能否繼續舉辦紀念「六四」活動，要由將來的特區政府決定」。同時，他表示，**基本法列明九七後有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但也列明不容許鼓吹分裂祖國，什麼是報道，什麼是鼓吹，記者應該很清楚。**同時，他也認為支聯會的活動，是打著愛國旗號，影響社會安定，兩千人（警方公佈的人數）參與的活動，不能算是「市民的活動」，不能代表全港六百多萬人。另一港事顧問王紹爾則在城市論壇上說：「王希哲和陳子明只是十二億中國人口中的少數，犧牲他們換取社會穩定是合理的。」這些臉孔當然都出現在《癲狗日報》的<每日狗嗡>裡。據遊行隔日《蘋果日報》的調查顯示：明年參加的人數將會遠遠超過今年。華叔在遊行結束後，發表「六四」七週年大遊行宣言，他稱，今後亦將帶領市民跨越九七，悼念「六四」，歷史的進程一定會跨越九七，但跨越九七之後呢？

我與梁國雄約在九龍塘，一個工人與國民住宅居多的區域，他繫一頭長髮，穿著牛仔褲與長靴相見，這位被香港當地英文報紙稱為「專業的示威者（professional demonstrator）」，熟悉香港警察打人的方式，從14、15歲開始接觸托洛斯基，即使在最激進的團體中都顯得邊緣。目前靠打建築零工的梁國雄，算是香港最早托派的頑劣份子。冷戰之前，香港的左派雖然在英國政府於中共政權的私下允諾下，不至封殺殆盡（這也是香港有托派傳統的因素之一），但總是以讀書會的方式在社會底層遊移，直至六零年代香港激進學運（香港學聯成立於1958年）開始風潮盛起，《七零年代》雙週刊以新馬主義掃蕩香港學生與知識份子人心時，工人意識仍然薄弱，托運份子逐漸分裂、縮小（「先驅社」早期也是身為「托運」讀書會的成員）。直至八九民運後，香港的社會運動全面轉向爭取民主權利，托派更找不到合適的社會位置。梁國雄也是如此。他一直說，許多人都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他也覺得生存在這個社會裡，如果有人說自己正常，他應該努力反省。他的婚姻因為運動而結束，以有時有有時沒的月薪港幣6000元維生，對於香港不斷開放的外勞，他並不抱怨，而是該問問香港的資本家到中國或是其他東南亞國家搶走了多少工作機會？

工運比民運更難，英國非殖民化與重商的發展政策，可以容許大眾要求的民主有所成就，以換取政治的穩當，同時經濟上的中產階級與小老闆需要的是自由與法治保障的經濟制度，這包含在象徴性/票選民主制度的設計當中，而工運是違背了中產階級利益的。早起的香港工人組織，一是親中的工聯會（FTU），一是親台的工團（現已較少活動）。工聯會以國族主義作為號召，擁有20萬會員，以團康式與福利制度、課程安穩工人，是香港最大的工會聯合組織。

1991年工盟（CTU）成立後，才成為稍微可以對抗工聯會的組織，CTU處理民主的態度與工聯會大相徑庭，強調採取行動。工盟的組織幹事王英瑜說：「就階級意識而言，中共（工聯）才是香港最大的反動派，以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的作法來安撫工人。」

六月四日七點，維園足球場擠滿了約四萬人，是繼八九年之後，最多港人參加的一次。巨大的人氣卻安詳得緊，大家規矩地坐在由繩索圍成的區域中，悼念的過程與遊行如出一轍，支聯會先放了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紀錄片，隨後由支聯會輪番發表意見，強調支聯會不變的立場，與要求市民繼續在九七之後支持支聯會，包括它的領導人和幹部。在令我不可置信，現場許多人還拿著燭火泛著淚光唱著歌時，大會宣佈悼念活動結束，人群就逐漸散去，從地鐵站不到二十分鐘的時間就回到城市的各個角落，這些守法而安馴的市民啊。

香港著名的異議性樂團「黑鳥」的郭達年覺得，這是場很不「公平」的活動，**這麼多港人參加，並不是為了支聯會去的，而是為了自己的前途，為了悼念在八九民運犧牲的人士。**然而全場除了支聯會的人在台上致詞、領導大家唱歌與呼口號之外，缺乏不同團體、市民身份的對話，**是市民的參與使得支聯會成為香港民主的力量與象徴，支聯會本身並不是民主的象徴與力量。**當晚我從香港的電視台看到台視的新聞報導，記者在六月四日中午站在縮小的人民紀念碑（置放在維園足球場的中間）前，報道說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與民主黨人士向民運犧牲人士獻花，到場的各國媒體的記者遠超過觀禮的民眾，同一晚上，我也看到了香港world電台轉播中央電視台的新聞，報導著江澤民訪中小學學生、及新出產的農產品，畫面充滿台灣新富麗農村的景觀，李鵬則參觀北京最大的汽車展覽，笑容滿面，廣告則是香港九七的倒數天數，與中資出產的各類電視影帶外銷總代理公司。

兩岸三地的人民，各有想認識的對方。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重印的1947年七月上海中國學生聯合會出版的《向炮口要飯吃》，並編索了相關的圖片與引言，出版了《我們在遺忘歷史》，其中一篇由柏楊先生所寫的「從有屍到無屍」文章裏有一段話：

「北洋軍閥屠殺學生後二十年，國民黨政府屠殺學生。國民黨屠殺學生後四十年，共產黨政府屠殺學生。每一次屠殺的人數，都比上一次要多。而且，二零年代屠殺學生，有屍骸為證；四零年代屠殺學生，有照片為證；八零年代屠殺學生，卻沒有一具屍體。中國人民解放軍跟國民黨軍隊、北洋軍閥軍隊，最大的不同點是，人民解放軍有收屍隊的組織。」

我不曉得這樣的歷史進程能否停止。邱延亮曾記錄了六四民運一首學生絕食時的詩，也許我們對於香港、中國的認識都太少，希望這首詩可以是絕望時喚起人民勇氣、增加彼此認識的開始。

媽媽 七天
我快成仙啦固執地認為
我餓了
中國就會長胖
以為我身下的廣場
終究不是石頭做的
而我所期待的人
也不是幾頭豬
媽媽 我真的餓了
看那小巧的紀念碑
像座奶油蛋糕呵
那每一天的陽光
都像一道菜
媽媽 幹嘛給我嘴
吞食食物
這也是用來接吻的嘴呵
我是童男子
渴望活著
留給我愛的女孩
今天 我也同樣
癡傻地愛著媽媽我
已掉光了頭上的黑髮
還是愛著這個黃種的國家
七天 我被飢餓撕成碎片
也是一封封給你的情箋
媽媽 我快成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