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懂经也叔的Rust
时间：2021年8月18日
公众号：不懂经
<接上文>
取代民族国家的，首先是省一级较小的管辖区，最终是小型的主权形式，各种飞 地，类似中世纪被其腹地围绕的城邦。在那些头脑被灌输、认为政治是头等大事 的人看来，这种现象可能很奇怪。但一般而言，这种新型迷你国家的政策，更多 是基于企业式的定位，而不是政治斗争。这些新式的、碎片化的主权国家，就像 酒店和餐馆，将迎合不同口味的需求，在其公共空间内执行具体的规定，以吸引 其细分市场内的顾客。这当然不等于说，这种游牧形式的组织，在保护方面，就 没有自己的问题。下一章我们会对此进行讨论。
“城镇空气带来自由。”
中世纪俗语
尽管有种种困难，但以人类的聪明才智，总会找到方法去创建机构，以抓住繁荣 昌盛的机会，即使此种需求是来自支付能力低下之人。可想而知，当潜在的客户 是地球上最富有的群体时，这种趋势会多么明显。当过时的产品、组织甚至政府 失去吸引力，并且看不到将有所改善的前景时，退出或“用脚投票”终归是一种 选择。例如，想一想中世纪城镇的发展，它们就是农奴逃避封建奴役的避难所。 在即将到来的退出民族国家的变迁中，它们将扮演顺应变化的新型管辖区的角 色。在中世纪，接受“苍白之地的公民”(the citizens of the Pale)，即逃离某些 领主的外地人，是违反封建法律和主教权威的普遍惯例的。尽管如此，对于那些 逃离的人来说，往往是一种成功的选择，并为削弱封建主义的控制做出了重大的 贡献。正如中世纪历史学家弗里茨·罗里格(Fritz Rorig)所说，逃离世俗领主的农奴“在一年零一天后，就会成为城镇的自由市民。”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 会冒出新的庇护机构，根据“新的法律原则”，为民族国家的公民提供财务庇护; 就像中世纪的城镇，庇护生活在其屋檐下的封建居民一样。 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在 1969 年首次出版的《退出、发声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一书中，探讨了“用脚投票”理论 的微妙之处。他预见到，技术发展将增加退出的可能，作为应对国家衰退的一种 策略。他写道:“只有当各国因为通信和全面现代化的进步，而开始变得相似时， 过早或过度退出的危机才会出现……”而这正是当前发生的情景。信息技术在极 速削减各国之间的种种差异，使退出的选择更具吸引力。当然，赫希曼的“过早 和过度退出”的措辞，是出于被抛弃的国家的理想角度。毫无疑问，中世纪的领 主们会认为，他们的农奴“过早或过度退出”，逃到可成为自由民的城镇，给他 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回到我们前面的例子，假如出现一些迷你国，为来自垂死民族国家的流亡者提供 庇护，并非天方夜谭。这些国家甚至会在庇护的条件上进行竞争。有些国家，也 许位于北美的西海岸，会更努力争取那些不吸烟的人，以及难以容忍二手烟的人。 这种制度显然不受吸烟者的青睐;对他们来说，禁止吸烟的规则是一种武断的强 制。 在大众政治的工业时代，这种意见分歧会导致互相斗争的政治运动，最终迫使一 个或另一个群体遵守更强大的意愿。其实，当人们的选择互相排斥时，并不是非 要压制很多人的偏好，才能解决相关的争论。 就像有人喜欢吃鹅肝，有人喜欢热狗，还有人喜欢吃豆腐。通常情况下，他们不 会为自己的饮食偏好而争论不休，因为他们的饮食选择并没有捆绑在一起。没人强迫所有人吃同样的食物。然而，工业时代的大政治条件，确实迫使大众共同消 费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甚至私人用品。原因何在呢?因为大规模经营有利于获得 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工业时代，把庞大的管辖区划分为飞地，让每个人都 能各得其所，即使重要事项也可以自选自决，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当管辖区的数 量达到十倍或百倍之多时，亚当·斯密的排他性公共用品供给方式，才更容易被 接纳。在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会是小型飞地，而不是大陆帝国。有些 可能是北美的印第安部落，他们将有权自己的保留地和自然保护区进行税收管 辖，就像现在有权经营赌场，或不受限制地捕鱼一样。 信息技术可以减少贸易区衰解的诸多弊端，因此，新型的主权国家，会更多以俱 乐部或亲和团体的原则去运作，而不再依照民族国家管理领土的方式。就像在今 天，每个潜在的客户，是否具有同样的服装品位，或是否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对 商家来说并不重要;在未来，是否每个人都符合同样的亲和喜好，对于界定分散 型主权国家的治理风格，也没有想象得那么重要。 各种各样的品位选择，会使分散型主权的风格大相径庭，就像服装风格或电视节 目，选择越来愈多。一些微型国家，可能会像特许经营的酒店集团一样联结在一 起，或者共同经营，在警察服务或其他政府残余职能上，实现竞争优势。喜欢干 净的街道、反感在桌板下找到口香糖的人，可能会对新加坡情有独钟，而“瘪四 和大头蛋”(Beavis and Butthead，MTV 卡通剧)的粉丝肯定就不会。喜欢狂野 夜生活的人，会选择澳门或巴拿马，或其他类似的地方。在一个管辖区感觉不舒 服的客户，其他地方会很欢迎他搬过去。盐湖城也许是禁止吸烟的，但哈瓦那的 新城邦——可能改名为基督山，则会笼罩在雪茄的烟云之中。
“这意味着，随着智能被不断分发到所有网络的边缘，工业社会所有的垄断、等级制度、金 字塔结构和权力格局，都将在这种持续的压力之下土崩瓦解。最重要的是，摩尔定律将推翻 关键的中心，也是当今美国力量的关键物理集合，那就是大城市。那一大批工业城市，正依 赖着生命支持系统在运转，每年吸走我们所有人大约 3600 亿的直接补贴。大城市，是工业 时代留下来的包袱。”
-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
特别讽刺的是，微型主权或“城邦”国家的重新出现，可能会伴随着城市的空洞 化。在很大程度上，大城市是西方工业主义的产物。它因工厂系统而崛起，目的 是在制造高自然资源含量的产品时，获得规模经济的优势。
在 19 世纪的开端，10 万人以上的城市就属于超级城市;在亚洲以外，没有超过 百万人口的城市，而亚洲的人口统计值得怀疑。1800 年，美国最大的城市是费 城，人口为 69403 人;纽约只有 60489 人;巴尔的摩是美国第三大城市，有 26114 名居民。大多数后来成为欧洲大都市的城市，以 20 世纪的标准看，当时的人口 都是很少的。伦敦的人口为 864,845 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1801 年，巴 黎的人口为 547756 人，是欧洲唯一一个人口超过 50 万的城市。里斯本的人口为 35 万。维也纳的人口为 25.2 万。柏林到 1819 年才勉强超过 20 万人。马德里的 居民为 156,670 人。1802 年，布鲁塞尔的人口为 66,297 人。布达佩斯的人口只 有 61,000 人。 显然，人们很容易认为，大城市的发展是人口增长的直接结果。事实上，并不一 定。如果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挤到德克萨斯州，每家每户都有独立的房屋，而且 带院子，也填不满德克萨斯。在经典的研究报告《论 19 世纪城市的成长》(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阿德娜·韦伯(Adna Weber)论述 到，仅凭人口增长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人们都生活在城市环境中，而不是分散在乡村。1890 年，孟加拉的人口密度和英国差不多;然而，孟加拉的城市人口 仅占 4.8%，而英国则是 61%。 历史上，城市都用围墙与农村隔离开，以防止掠夺者和下层阶级进入。在 19 世 纪和 20 世纪，工业就业的增长，创造了大城市。现在，随着工业主义开始消退， 大城市已经脆弱不堪。这种变迁的最佳参照，就是 20 世纪中期的工业城市底特 律。曾几何时，世界工业产值的很大一块都要经过底特律。如今，它已经被掏空， 只剩下一个外壳，充满了犯罪和混乱。在底特律市中心的许多街区，一栋栋废弃 的建筑被烧毁或拆掉，给人的印象是，这座城市好像经历了二战轰炸机的一些列 空袭。 底特律矗立在那里，提醒着世人，工业城市已经时日不多。随着价值更多地来自 于信息和思想，而不再是自然资源，它们都将崩溃消失。很多城市已经过于庞大， 无法支撑自身的重量。要维系一个大都市的运转，需要大量的支持系统，能够有 效地大规模运行。数百万人挤在一起，意味着更多犯罪、破坏及随机暴力的威胁， 城市的脆弱程度大幅增加。在工业时代，对这些风险的治安管理，其代价是由大 规模的经济生产来偿还的。 在信息时代，只有能提供高质量的生活，并以此支付其维护成本的城市，才能够 保持活力。住在远方的人，不再承担对其进行补贴的义务。要衡量一个城市的生 存能力，一个很好的标志是:生活在城市核心区的人，是否比生活在外围的人更 加富有。即使南本德(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城市)、路易斯维尔和费城的最后一家 好餐厅关了门，布宜诺斯艾利斯、伦敦和巴黎依然是众人向往的生活和经商胜地。
一些城邦可能仅仅是一块飞地，并没有附属的城市。所以，把它们看作是村庄国 家或者乡村国家，可能更加合适。自然资源的天赋价值，将以新的方式体现出来。 如果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做生意，那你很可能会选择风景优美的地方;在哪里你可 以尽情地深呼吸，而不用担心致癌污染物。通讯技术将语言沟通的困难降到了最 低，搬到任何环境宜人的地方，你都可以很容易在那里生活下去。人口稀少、气 候温和、人均耕地资源丰富的地区，如新西兰和阿根廷，会比较有优势;因为它 们的公共卫生标准很高，并且可生产低成本的食品与可再生产品。随着东亚和拉 丁美洲数十亿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这些产品需求的增加，会使这两个国家进一 步受益。
经济学家关于人类行为的许多假设，都根植于地方的专制。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李 嘉图的“等价定理”，该定理认为，在一个存在巨额赤字的国家，公民会调整自 己的预期，以备将来出现更高的税率去偿还债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税收和 通过债务为支出融资，二者具有“等价性”。至少在 19 世纪李嘉图写作时，具 有这样的等价性。不过，在信息时代，面对为赤字融资而加税的前景，理性的人 不会存更多的钱，他会转移自己的住所，或者把交易安排在其他地方。就像生产 商会将供应商分类，以寻求最低的成本;同样的道理，这些人更有动力去寻找其 他的保护供应商。这样做的好处，比起更换一个塑料管供应商获得的利润提升， 简直是天上地下。可想而知，主权个人和其他具有理性的人，会从背负着巨额无 准备金债务的国家中逃离。 在信息时代，负债少、要求客户支付的成本少，这样的廉价政府，将成为创造财富的首选之地。也就是说，在负债率低、政府已经重组过的地区，开展业务的商 业前景更加有吸引力，如新西兰、阿根廷、智利、秘鲁、新加坡以及亚洲和拉丁 美洲其他地区。与北美和西欧尚未改革、成本高企的经济体相比，这些地方是创 业致富的优越平台。
信息成本的大幅下降，会使大部分的地方价格优势荡然无存。买家不仅可以搜索 对比大量的商家，以寻找最低的价格;他们还可以通过远程服务，跨越国界去购 物。即使那些很难分析的产品，人们也可以轻易地比较它们的特点，如保险。而 且，它还可以规避当地许可程序对贸易的限制。因此，在任何的领域，只要它地 方性的价格异常，可能被外来的信息和竞争所侵蚀，那么它的利润率都会下降。
在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方式上，信息经济将与工业经济截然不同。企业利用高昂的 交易和信息成本，而形成的长期组织优势，很多都将被信息技术所消解。信息时 代将是“虚拟公司”的时代。 很多分析家，比我们更了解信息技术，但他们还完全没有看到，信息技术注定要 变革经济组织的逻辑。这种新技术，不仅打破了边界和壁垒，它还彻底改变了计 算的“内部”成本。少数企业，没有暴露在大规模的跨境竞争中，因而受到的影 响较小。但即便如此，它们也会因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改进，而面临新的组织要 求。迅速下降的信息和交易成本，将决定性地降低规模经济的效益;工业时代催 生出长寿企业和终身雇佣制的激励机制，也将因此而失效。
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在公司规模的问题上，几乎都保持着沉默。他们没 有讨论过，什么影响了公司的最佳规模，为什么公司采取这样的形式，乃至公司 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企业家要雇佣员工，而不是把每一项工作任务放到拍卖市 场，在独立承包商之间进行招标?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通过追问这些重要的问题，帮助开创了经济学的新方向。他提出的答 案，暗示了信息技术对商业结构的革命性后果。科斯认为，公司是克服信息不足 和交易成本高昂的有效途径。
要理解这其中的原因，请想一下，在工业时代，你要运营一条流水线，如果没有 公司协调各种活动的话，会面临都是障碍。原则上，不在单一公司的监制下集中 生产，汽车也是造出来的。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与科斯相并肩，是创新公司理论的另外一位先驱。威廉姆森定义了六种不同的公 司经营与控制方式。其中一种是“企业家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每个工作站都 由专家控制和运作。还有一种，威廉姆森称之为“联合工作站”，在这种模式下， “各种中间产品由每个工人跨越不同的阶段进行转移。”没有什么实际的理由可 以说明，为什么成千上万的雇员不能被一群独立的承包商所取代，然后承包商在 工厂里租下车间，竞标零件或其他服务，如组装车桥，或者把挡泥板焊接到底盘 上。但是，如果你想找一家由独立承包商组织和经营的工业主义汽车厂，你肯定 找不到。
如果没有一家单独的公司进行协调，就开展大规模工业生产的话，会使经营所得 的大部分经济利益消耗殆尽。要在许多家拼凑起来的小公司之间进行协调，会产 生大量的交易问题，致使生产线失灵和停摆。这样一个系统要正常运作，各承包 商之间必须不停地进行谈判。如此一来，大量的承包商和企业家将无心专注生产， 不得不把时间和注意力浪费到确定零部件的价格，以及制定朝三暮四的交易条件 上。就连监督生产这样简单的事，也会成为一个难题。
这样一伙互相独立的组织，要是由他们来组装一台车，开发或重新设计汽车模型 的话，只能是一场噩梦。可想而知，当设计师推出一种新的造型，他要说服数百 家独立承包商接受零部件上的改变，要费多大的气力。在实践中，这基本需要全 体一致的同意。任何人提出或反对修改产品规格，都会阻碍车型的改进，或提高 车型导入成本，进而损害大规模经营的收益。
由独立承包商租用(或单独拥有)的装配线有很多弱点，而通过一家公司来进行运 作，则可以有效地避免。数千人聚集在同一屋檐下，互相合作去制造某款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承包商发生死亡、疾病或财务失败，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当然，通过市场竞标，可以找到替代的承包商。但是，每一次替代都需要进行协 商，例如，继任者要买断前任的业务等。此外，还要谈判工厂车间的租金并达成 协议，或许还需要重新租赁焊接机或用于冲压尾灯插座的压力机。这些工作繁琐至极。
在工业时代的生产条件下，独立承包商组成的装配线，还面临另外一个致命的难 题，那就是各承包商的资本需求差别巨大。例如，生产仪表盘开关的塑料模具， 就很便宜;而铸造发动机缸体或冲压金属挡泥挡的设备，则可能需要数百万美元。 在上一章我们分析过，流水线生产的资源含量占比高，而且特别强调顺序性，这 不可避免会给高资本成本带来问题。承担资本密集型任务的承包商，基本需要依 赖他方的合作来摊销投资成本。高资本要求的承包商能否筹集到资金，投入运营 并获得盈利，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否确保，会得到低资本要求参与者的合作。而在 很多时候，他们得不到合作。 小公司有很强的动机去敲诈大公司。某些在流水线上操作特殊功能的承包商，投 入的资金可能很少;在关键的时候，他们就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谋取利益。就 像罢工的工人一样，他们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关闭生产线;自己付出的代价很 小，但会给那些高资本投入者制造很大的痛苦。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会不断地发 生这样的博弈，小本承包商利用阻挠产出的能力，向高资本承包商勒索赎金。小 承包商从大承包商那里榨取附加费用的首发，会大大降低系统的效率。
总而言之，在工业时代，如果把生产分解给众多的个体承包商，那么，通过大规 模的流水线经营所能收获的经济利益，大部分都会被消耗掉。单一的大企业可以 有效克服这些弱点，尽管它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大企业充满官僚主义。但在某种程度上，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度正是工业时代所需要的。行政和管理团队负责生产 监督与协调工作;大量的中层管理人员，将上级的命令向下传递，将其他信息向 指挥系统反馈。公司的官僚体制还产生了簿记员和会计控制，并最大限度减少委 托代理的问题——即员工未按公司的最佳利益行事。要在工业时代的条件下实现 复杂的会计系统，需要很多人的工作。这样一套行政官僚机构，成本是惊人的; 而且，无论生产是红火还是低迷，这个费用都要支付。所以，由于这些行政人员 掌握着公司经营所需的关键知识，他们所获得的报酬，往往高于其技能在现货市 场上的价格。
大量的职业经理人和行政人员，都有一个问题:他们总想“俘虏”公司，以自己 的利益为出发去经营公司，而不是为了股东的利益。例如，在工业时代，公司在 置办高档办公家具、入会高级俱乐部等福利上，大手大脚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些 福利往往由管理层享受，却未必能给投资者带去什么直接的回报。在一个复杂的 企业中，很难通过外部监督发现，哪些间接开支属于必要，哪些属于员工的放纵 和享受。此外，也很难防止相当一部分企业员工推卸责任。正是由于很难在技术 上监督员工的表现，才产生了庞大的中层管理人员;但与此同时，监督监督者又 成了一个难题。 这些问题造成了所谓的“组织性松懈”。这个词是理查德·赛特和詹姆斯·马奇 (Richard Cyert and James March)发明的，出自 1963 年出版的《公司的行为理论》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一书。
作为一种渴望永续经营的实体，大型工业企业有一个缺点，我们在前面讨论过， 那就是容易受到工会的敲诈。它还有一些官僚主义的特征，虽然不像政府办公室 里的那么夸张。在这些企业里，命令从高层向下流转，工作任务刻板陈腐并分门 别类，每种任务都有严格的定义。各个工作种类之间的界限分明，简直就像管理 高学识职业的卡特尔(垄断组织)所划定的。在工业时代，指望一个簿记员更换 他桌上烧坏的灯泡，在很多人看来，就好像请律师帮你治感冒一样奇怪。人们不 期望，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也不允许，员工跨越严格划定的职能界限。 “那不是我的工作”，是一句广为流传的口号，它凸显了工业时代的“组织松懈”。 每个人的工作，都被精确为一种刻板陈规，绝不容僭越;即使这种僭越可能大幅 提高生产效率。公司官僚机构中的每个雇员，都是根据一种“资格”被聘用的; 据说这种“资格”可以预测员工特定的职能表现。除了少数人例外，员工的工资 标准一般基于工作类别而制定，在整个组织里差不多都是统一的。而在大企业的 行政管理阶层，工作业绩往往无法具体衡量，所以，他们的工作节奏非常休闲， 和国家官僚机构一样。总之，企业确实获得了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但它在其 他方面也付出了低效率的代价。
“在市场中，你采取某些行动，不会是因为某些人告诉你要这样做，或者是因为战略计划书 第 30 页上这么说。市场中是没有工作边界的……没有命令，也没有来自高层的信号翻译，
-克里斯·德雷(CHRIS DRAY)
“不管你有没有产出，报酬都是一样的。”
“不管你卖不卖力，报酬都是一样的。”
“不管你上不上心，报酬都是样的。”
没有人把工作分门别类，拆成几块。在市场中，你有的就是顾客;而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关 系，从根本上说是非组织性的，因为它发生在两个独立的实体之间。”
-威廉·布里奇斯(WILLIAM BRIDGES)
信息时代的大政治条件，将彻底地改变企业组织的逻辑。这其中的一部分是显而 易见的。即使不论其他方面的作用，信息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信息处理、计算和分 析的成本。它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将降低雇佣大量中层管理人员进行生产监督 的必要性。而事实上，先进的计算能力，会在很多方面，使自动化的机器工具取 代小时工。即使在那些还离不了人的生产阶段，控制与协调的操作也基本实现了 自动化。比起管理人员，安装了微处理器的设备能更好地监督流水线的作业。这 些新型设备，不仅可以测量人们工作的速度和准确度，还可以自动编制账目，在 零部件从库存中取出的那一刻，就可以同时下单订购。今天最小规模的企业，也 用得起财务控制软件;这些软件核算财务的速度和精确程度，是那些几十年的最 大的企业，倾尽其等级制度的全力也难以达到的水平。 我们在前面讨论过，信息技术减少了产品中的自然资源含量，并有利于分散的、 非顺序性的生产输出，这将大大降低企业面临敲诈博弈时的脆弱程度。信息技术 的这些特点，会使企业更乐意将以前雇员的职能，给外包出去。除此之外，资本 成本更低，产品周期更短，独立承包商本身——包括一人公司，都拥有自己可支 配的超级信息网络，都将加强这种趋势。不用多久，他们将使用一系列数字助理 来执行办公职能，从接电话到秘书服务。数字仆人将扮演秘书、广告代理人、旅 行社助理、银行出纳及政府官僚的角色。
在信息时代，能够创造重大经济价值的人，越来越有能力保留自己创造的大部分 财富。大多数从事辅助支持工作的雇员，过去吸收了企业中主要收入创造者贡献 的大部分收入，将来会被低成本的自动代理和信息系统所取代。这意味着，一个 企业不在内部保留某些职能，而是将其外包出去，更能够保证他们提供的服务质 量是最好的。因为在企业内部，要对某些表现出色的员工进行奖励，相对来说更 加困难。通过消除组织，虚拟公司将消除大部分的“组织性松懈”。 “好工作”将成为明日黄花。所谓的“好工作”，就像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 奥利·阿森费尔特(Orly Ashenfelter)所说，就是报酬高于价值的工作。在工业 时代，大量“好工作”的存在，是因为信息与交易的成本都很高。公司越来越大， 其职能范围也越来越广，因为这样有利于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公司的膨胀，也得 到了税法的补贴。在工业时代后期，高税收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人为地放大了长 寿公司以及终身雇员制的优势。在大多数国家，税法以及相关的规章制度，大大 提高了以项目为基础去组建和解散公司的成本。它们还往往迫使企业家，把独立 承包商也归为企业的雇员。法律的干预，使得解雇一名员工的成本很高，也很难， 不管他对企业的贡献多么微不足道;这进一步暂时性地扩大了“好工作”的供应。 事所必然，因为工业时代企业组织的特性，那些最具才华和能力的员工，虽然为 组织创造了超额的增值收入，但他们所获得的报酬比例，肯定远低于其贡献的价 值。这种情况在信息时代将发生改变。 微处理革命，正在急剧增加信息的可获得性，并大幅降低交易成本。这将使企业 的职能分解。公司不再是长久性的官僚机构，而是将围绕着项目进行组织，就像 电影公司在运用的方式。以前属于公司“内部”的大部分职能，都将外包给独立承包商。工业时代那些占据着“好工作”职位，但毫无建树，主要靠同事“掩护” 的员工，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要在现货市场上进行工作竞标。很多忠诚、勤奋的 员工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好工作将会过时，因为工作本身都将成为不合时宜的东 西。 日本的大公司有一些极端的现象，员工会得到一份终身的工作。即使没有什么生 产任务，他们也会被留用，有时候只是到“工厂角落里一张光秃秃的桌子边”坐 着。不过，即使在日本，臃肿的白领劳动力也正在被裁减。《国际先驱导报》一 篇报道的标题，点出了这一点:酸楚悲哀的分离:日本终身职位的文化在痛苦中 到头了。 在后工业时代，工作就是你做的任务，而不是你“拥有”的什么东西。在工业时 代以前，长久职业是闻所未闻的。就像威廉·布里奇斯所说:“1800 年以前， 在很多情况下，工作指的都是一些特定的任务或项目，从来不是指一个组织中的 角色或职位……在 1700 年到 1890 年之间，《牛津英语词典》中有很多术语的用 法，像车夫工作(JOB)、医生工作、花匠工作，都是指一次性雇佣的人。而另 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汇‘工作’(WORK)，是指偶尔的工作，也不是固定的就业。” 所以，以前的大部分任务，变成了企业内部的职位，作为一种降低信息和交易成 本的权宜之计;到信息时代，这些任务将迁移回现货市场。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及时地”控制库存和外包，是完全切实可行的。这是工作岗位走向死亡的起始 步骤。像 AT&T 这样的大公司，已经取消了所有固定的工作种类，它的很多职位 现在都是临时性的。用布里奇斯的话说，“就业又变得临时性了，工作因情景而 定，工种间的界限正在消失。”在网络经济的新天地，“独立承包人”将跨越各 大洲远程办公，在信息时代的流水线上协同工作。
在未来的信息经济中，企业组织的典范可能是电影制作公司。这种公司会非常复 杂，运营预算高达数亿美元。虽然它们操作的都是大型业务，但其实它们也是临 时性的组织。一家电影公司制作一部上亿美元的电影，整个团队也许只在一起工 作一年的时间，然后就解散了。参与制作的尽管都才华横溢，但他们不会认为， 参与项目就等于找到了一份“长期工作”。项目结束后，灯光师、摄像师、音响 师、服装师将各奔东西。他们也许会在下一个项目中重逢，也许不会。 随着规模经济效应的下降，很多信息密集型的商业活动，所要求的运营资本也同 时下降，如此一来，企业会有强烈动机进行职能分解。公司运营会变得更加专项 性与暂时性;更多企业会趋向于短期存在。为特定的目的把人才集结到一起的虚 拟公司，会比长期存续的公司更有效率。随着加密技术的普及，资本税在竞争下 被迫降低，维持公司“长久”存续的人工规模经济将不复存在。不管减税的速度 是快还是慢，这种趋势无可阻挡。如果减得快，以项目为基础的运作方式的人为 成本也会很快消失;如果减得慢，已经不合时宜的高额税负，将主要落在现有企 业身上。而新型企业将以虚拟公司的形式运作，它们可以更好地逃避，垂死民族 国家所施加的沉重负担。 在信息经济中，特殊的技能与天赋将前所未有地重要，但是，大部分职业间的人 为界限也将被打破。在先进的信息检索和存储技术下，法律、医学和会计等行业 的商业秘密和专业信息，将为所有人所用。记忆作为一种技能的经济价值将下降， 而信息的综合与创造性应用将更加重要。 这种变革的全部影响，会被陈腐的监管所延缓。但长久来看，政府对网络经济的 监管将不断枯萎，直至消失。任何人为的职业垄断和监管，提高了经营成本又未能创造市场价值，最后会遭到人们的唾弃。 信息经济的变革还有其他诸多层面的影响:
· 施加了过高成本的地方性法规，将会转变得更加立足于市场。
· 高附加值的商业活动，原则上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展;这会使各管辖区之间展 开激烈的竞争。更好的落脚点，总会是下一个。
· 商业关系的开展，会更依赖于“信任圈”。有了加密技术，个人有能力在不 被发现的情况下进行偷窃，所以，诚实会成为商业伙伴倍加重视的个人品质。 · 由于某些信息更加容易获得，专利和版权制度会发生革新。
· 保护会越来越倚重于技术，而不是司法。下层阶级会被隔离在围墙之外，封 闭式社区的兴起将不可避免。在中央权威薄弱的时代，把麻烦制造者挡在墙外， 是一种传统的也是有效的保护方式，可以尽量降低暴力犯罪的威胁。
· 大宗商品会像中世纪那样，被课以重税，并在当地内运输;而奢侈品的税收 则很轻，并可以运输到很远的地方。
· 警察的职能将越来越多地由私人安保团队承担，后者往往会与商人协会建立 联系。
· 私营公司比上市公司更具转型优势，因为在逃避政府强制征收方面，私营公 司享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 “工作”会越来越多地成为任务或“计件工作”，而不再是组织内一个职位; 相应地，终身雇佣的现象将消失。
· 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会从国家转移到能力超群的人手里;因为在产品种注入 知识，会使创造财富越来越容易。
· 许多高学识职业的从业者，将被交互式信息检索系统所代替。
· 智力较低的人会慢慢发展出新的生存策略，包括更加集中发展休闲技能、体 育技能和犯罪技能，以及为越来越多的主权个人进行服务，因为各管辖区内部的 收入不平等会愈加严重。
在暴力回报率不断上升时期成长起来的政治体系，必将经历痛苦的调整。在今天， 对于一个系统，相比它所掌握的权力的规模，效率越来越重要。小规模、高效率 的主权国家，能以较低的成本为客户提供更多的保护，将更具有可持续性。 和中世纪时期一样，暴力组织中的经济不规模现象，正再次加剧。在共产主义垮 台后，主权实体的数量不断增加，已经证明了这一台。我们预计，随着信息时代 的逻辑被经验所证实，世界上的主权数量会暴涨。 权力将再次回归小规模运行。飞地和省区会发现，在为“客户”提供主权服务方 面，它们甚至比那些跨越大洲的国家更具竞争优势。这种情形与已经时日不多的 现代时期截然不同。在现代时期，任何实体，除非它掌握了足以控制一个王国的 军事力量，否则绝不可能生存。在过去，当权力的形式存在规模不经济时，那些 从保护中获益最多的人，如中世纪晚期城邦中的富商，确实控制了政府。在我们 看来，你可以再次找到这样的形式。随着掠夺性税负的降低，加上资源的高效配 置，确实由客户控制地方主权的地区数量，应该会迅速增加。 接下来我们将会探讨，面对失败团体的反对，这些变革与发展，能否或是否应该 进行下去。这将是信息时代最大的争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