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V 共读会”,或者说,“他的名字叫小 V”这个名字,是 PlanckerDAO 普朗克社区的核心成员老胡取的。名字的来源是取自当下年轻朋友可能不太听说过的一首老歌,叫《她的名字叫小芳》。
2022 年 7 月 13 日, Vitalik 在博客发表文章《What do I think about network states?》,对 Balaji 的《THE NETWORK STATE》Vitalik 指出网络国家概念最值得赞赏的部分是治理创新,也对有这样的网络实验发生抱有很高的期待,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和担忧。
Vitalik 博客原文链接:https://vitalik.ca/general/2022/07/13/networkstates.html
Balaji《THE NETWORK STATE》在线阅读链接:https://thenetworkstate.com
本期主讲人 @Duyucheng
区块链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交织其中的加密思潮,更引发了一场场对生产关系、组织架构的链上社会实验。而人类的想象不会被束缚,实验也不会囿于数字云端,当文明与野蛮冲突之际、当虚拟和现实交融之时,链上链下的映射关系让我们拥有了更多可能性。
《THE NETWORK STATE》是 Balaji 在今年 7 月推出的一本新书,一经发布就受到加密领域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Balaji 在书中提出了 Network State 的概念,并对如何从云端到落地建构一个大至百万量级的链上链下城邦网络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设想。
与其说这是本书,不如按照 Balaji 自己都在序言里承认的那样,这更像是一本动态的网页集合,每一个章节都是单独的网页,因此任何人可以随意地引用或单独阅读其中的一小部分,并随时动态地查看最新版本。
在 Vitalik 的文章和这本书的开始,他们都在关注“网络国家”的定义,尽管他们可以对网络国家所必备的一些基础概念达成共识,但精确地描述网络国家的细节仍然是很复杂的。在最开始,Balaji 给出了一版简洁的基础定义。
网络国家是一个价值观高度一致、具有集体行动的能力、在世界各地众筹领土,并最终获得先前存在的国家的外交承认的在线社区。
但这个定义显然太宽泛,几乎任何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定义下理解出自己想要的网络国家概念。因此,他给出了相对更精确的一版:
网络国家是一个具有道德创新、民族意识、公认的创始人、集体行动能力、面对面的文明水平、统一的加密货币、受社会智能合约限制的共识政府、众筹购置的物理领土、虚拟资本和证明有足够多人口、收入和产权的链上普查机制, 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外交认可。
这仍然是宽泛的,但开始产生争议,比如对于不关注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人来说,为什么一定要采用数字货币?为什么共识政府依赖智能合约而非现有的政治模式?为什么人口、收入和产权普查机制要建立在链上?这些问题都可能是有待商榷的。
进一步,Balaji 用下面这张 GIF
展示了他对于网络国家规模的理解,他认为网络国家不必像现有国家一样重视领土,也不必保持地理意义上的连续性,而是随着拥有同类价值观和愿景的人口的增加而缓慢扩张。对于网络国家也不一定需要以增长为目标,而应该以专精于高水平地实现该国家公民对生活方式的一致愿望为目标。
换言之,现有的国家在地理上保持连续和集中,但在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内部分裂,而网络国家保证价值观的统一,在地理上却可能是完全分散的。
比如,对于 Balaji 后续提到的“Keto Kosher”(无糖国家)来说,在这个国家生活的所有人都对糖分的摄入有特殊的要求(比如不吃糖),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采取极端的边境政策和产业政策,比如禁止糖类商品入关、禁止国内企业生产糖类、政府集采血糖仪或胰岛素等等。而实行上述政策的区域可能因为购置领土批次的不同而分散在全球各地。
要达到这个状态,Balaji 规划了七个步骤。
第一步,成立一个“怀揣伟大愿景”的在线社区,创始人的合法性来自于追随者用脚投票的结果。
第二步,将其变成能够采取集体行动的小组,用共同的事业把不同的人团结起来。
第三步,在线上建立信任体系,并开始初步线下的接触。
第四步,众筹购置土地、房屋甚至城镇等物理资产,把线上社区转移到线下的节点中。
第五步,以链的方式连结所有物理节点,比如构建加密护照来确认物理节点的访问权限。
第六步,构建链上的人口、资产普查机制,证明社区的不断增长并据此应对社区建设过程中的怀疑声音。
第七步,开始进行外交谈判并最终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外交承认,逐渐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在关于网络国家定义的部分的最后一个章节,Balaji 横向比较了“建立新国家的七种方法”,分别是选举、革命、战争、在世界的角落圈地自嗨、定居公海游轮、太空殖民和他上面描述的网络国家七步法,在比较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他的这套方法最具实际意义和可行性。
在这段的最后,Balaji 还提醒读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人口很少的小国家,百万量级的人口就可以和相当多的国家媲美,而网民的数量和网络的影响力是足够撑得起一些这样的国家的。
但坦白来说,他不做上面这段比较的时候还挺有说服力的,他选出了这六种一个比一个抽象的比较项,并据此认定他的方法很可行,让我开始有那么一点点怀疑他的精神状态。
出于建立国家必须要考虑政治的原因,Balaji 在《THE NETWORK STATE》里用了大量笔墨专门描述他对近代史的理解和他特殊的政治模型,这一部分主要见于以下三个章节里。
与传统的左右翼叙事不同(至少他本人认为有所不同),他认为左右的区别并不能代表一个确定的行动路线,而仅仅是一种相对的态度,左代表对现有制度的反抗,右代表对现有制度的维护。
Balaji 至少是部分地否认了党派与包括但不限于道德等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天然的绑定关系,而将几乎全部问题的立场都视作党派实现“政治套利”的有效工具,这种判断的基础是他观察到——在任何时期和任何环境下,总存在某些政治立场天然更容易获得大众的支持。
因此,他举的第一次政治套利的实例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人人都在宣称工人是进步的,是革命的主力。奥威尔和海明威在西班牙和斯大林主义者一起参加国际纵队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战争,还写下了著名的《丧钟为谁而鸣》,就连希特勒本人也以工人自居,德国纳粹党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德国工人党,而事实上希特勒后来在集中营里屠杀了 400 万 Communists,和被屠杀的犹太人一样多。
但到了 1960 - 1970 年代的时候,白人工人摇身一变成了影视作品中不学无术的、粗鄙野蛮的压迫者形象,而被压迫的则成了妇女、少数族裔和 LGBT 群体等等,而原因则归根于二战结束、苏联倒台和最要命的选票——上述三者的总和超过了美国选民的 50%(Balaji 没有注明这个数据的来源)。
在这些部分他详细地描述了西方左翼势力是如何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通过不断微调政治立场始终让自己在政治活动中套利的,虽然我认为完全否定政党和政治立场的任何绑定关系是武断的,但不得不说这段描述非常精彩,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看。
近代史上,类似的翻转一共有四次。第二次翻转是 1865 - 1965 年美国民主党从右翼转向左翼,具体表现为 1865 年美国内战结束后,共和党人拥有意识形态和道德意义上的绝对权威,并在随后的几十年内兑现为经济权威,导致其被民主党人重新夺回道德高地,黑人等弱势群体选票大量向民主党倾斜。
而到了 1965 年后,民主党掌握道德权威并再一次兑现为经济权威,这表现在今天民主党人及其支持者几乎垄断了高科技产业、顶尖大学、记者和媒体,而共和党人则近似变为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无产者。
第三第四次翻转的故事也差不多,但由于涉及宗教和 CCP 的部分太多,所以不在这里展开,但其目录如下:
当然,Balaji 也观察到并非所有事物都会发生反转,比如少部分承载历史含义的符号和少部分政策,(这里的例子见原文),但他认为在意识形态层面出现的借由翻转实现政治套利的行为是真实存在的。
**最后,Vitalik 归纳了 Balaji 模型下对当前政治局势的解读,并把世界上的主要政治组织类型归为以下三类。**出于未知的原因,我不由自主地码住了其中一类,但大家都能理解是什么。
在 Balaji 看来,NYT 式的团队始终站在道德高地上,他们掌控着美国,而他们的完全失能带来美国的下行。
BTC 团队有对自由的极致追求,但他们对于中心化组织形式的强烈反对导致其完全无法完成集体行动,进而导致他们做不成任何事情。
蓝色遮盖下的神秘力量拥有极强的行动力,但过度的集中导致在其中的人受到过多的控制以至于接近反乌托邦。
而 Balaji 认为,网络国家能够综合上述三者的长处,而回避上述三者各自的短处,从而构建一个更好更宜居的国家状态。对此,Vitalik 评价道:
这个评价很好地指出了 Balaji 政治理念的实质——从始至终这都不是基于逻辑的演绎,而是直接针对现有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
正如 Balaji 自己在书的第一节就预料到的一样,Vitalik 也指出,作为读者完全可以在支持网络国家概念的同时,不同意这本书的部分推导。而且事实上这本书的推导对于大多数人都难以接受,美国建制派、BTC 团队、被蓝色方块掩盖的神秘力量,都可能在自己的视角下对其进行解读,并产生不同意见。
Vitalik 认为,这种以回应目前政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为出发点的思考方式是 Balaji 的一贯风格,在 2013 年他发表的演讲中,就已经看到这部书主要内容的雏形。另一方面,Balaji 有大量的目标读者不在上述的三种范围里,Balaji 本身是印度人,有庞大的印度粉丝群体,对他和网络国家概念想要触及的大部分人来说,美国都不是“自由世界的秩序守护者”,而可能是邪恶的霸权。
区块链和数字货币被应用于网络国家有两种可能的模式,一种是精神上的结合(原文用的 Alignment),另一种是实际应用上的结合。
第一种情况,被概括为“让比特币成为技术旗帜”,这个表述来自 2020 年 1 月 3 日,Balaji 本人在 NAKAMOTO(中本聪)社区上发布的文章的题目。这个社区的建立旨在为高质量的技术、哲学和文化写作创造一个场所,Balaji 也是该社区的重要贡献者之一。
我把 Balaji《让比特币成为技术旗帜》全文(浏览器机翻)以长图的形式贴在下面,方便想要阅读全文的读者。太长懒得看的读者,可以直接阅读下面的概括。
在这篇文章中,Balaji 概括了比特币的十个核心特点,认为正是这些特点构成了比特币的高估值,它们分别是国际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去中心化的、抗通胀的、互联的、加密的、数字化的、波动大的、雄心勃勃的、安静革命(不是站在街口闹革命,而是做出产品让公众用脚投票)。
进一步,Balaji 认为,这些核心特点将使得比特币变成一面技术或文化意义上的旗帜,成为一个特殊的“谢林点”。这出自谢林的书《冲突的策略》,可以用下面这个小例子辅助理解。
比特币就像这样一个特殊的“中央站台”,所有人和资本在无需沟通的情况下就可以自发地汇聚在其下。而回到 Vitalik 和 Balaji 讨论网络国家的语境,意思就是通过数字货币及其背后代表的开放、自由、抗审查和可信中立原则,通过其承载的国际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树立起一面旗帜,吸引有同样冒险精神的人汇聚在网络国家里。
但 Vitalik 自己也指出,这种纯粹价值观层面的吸引,如果没有实际应用作为支撑,号召力是极其有限的,这就引出 Vitalik 想讲的,区块链和网络国家结合的第二种方案——实际结合。
在这里,Vitalik 提出了很多结合方案的猜想,基本等于他前段时间的另一篇文章《Crypto Cities》的概括,那篇文章我也写过摘要,其中关于原文的非敏感部分现在仍然发布在 PlanckerDAO 的 Notion 上,大家可以自行搜索找来看一下。
在这里,Vitalik 也谈到,这些例子其实是加密城市的一部分,但不天然与网络国家有关,而想要发现这种关联,就必须更加深入,讨论关于根的问题。
他的意思是,在现代国家下,公司、个人等实体都不是问题的根,公司间或者公司内部调解不了的问题,必须去法院或者政府解决,地方法院解决不了的问题又要层层追到最高法为止。换言之,根的概念相当于社会问题的最终解释权问题,谁掌握这个最终解释权,谁就是根。
而区块链是唯一一种,能够构建不同于现代国家主权的根的方式,在这个部分,Vitalik 简单的设想是,通过智能合约和硬分叉的方式解决问题。
Vitalik 对网络国家概念的认可、支持主要有两个层面。
在较浅的层面,主要是他认为“大妥协观念”(Big Compromise Ideas)往往是偏左的,我猜他这个奇怪名词应该来自 1787 康涅狄格妥协,但我没有明确的证据。但他发现,网络国家这个概念,奇特地,以一种高度自由主义的方式,实现了团结、个人纪律、努力工作、忠诚乃至虔诚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典型的左派价值观,他认为这是一个迷人的尝试。
在更深的层面,他指出网络国家概念最值得赞赏的部分是治理创新,正因为前面所述,区块链和网络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在尝试创造一种与传统主权政府不同的最终解释权,因此,网络国家有比加密城市或其他任何概念更大的创造治理创新的可能性空间。
他认为比较重要的治理创新有三个方向:
创建新的监管环境;比如建立一个允许全裸上街的国家......
创建新的监管机构(方式);比如以对负外部性溢出进行高额惩罚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代替庇古税和污染物排放指标。
创建新的监管原则;比如在一个全员风险偏好的国家就可以改变监管保守主义。
对上述三个方向,Vitalik 分别给出了一小段具体的解释,但这些解释里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大政府威权以及东西方时政的讨论实在多到了没法打码的地步,所以如果有不理解的部分的话,只好自行看原文。
而 Vitalik 对网络国家概念的质疑和担忧则更多。
第一个担忧是关于 Balaji 在建立网络国家的七步法中明确提出的创始人问题。Balaji 认为一个明确的、强有力的创始人对于网络国家是必要的,而且应该长期保持。但 Vitalik 担忧这会造成专制、集权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他主张要把“治理权扩大的明确路线”也纳入创建网络国家的必要条件里。
第二个担忧是穷人的问题,对于随便就可以掏出几十万进行移民的富人来说参与任何网络国家都是容易的,但穷人怎么办?他们有选择权吗?更重要的是,现状下的贫富会否继续干扰到网络国家的平等?对于这个问题,Vitalik 一如既往地建议采用非货币的方式分配治理权,比如将治理代币设定为不可市场化流通的。
第三个担忧是移民限制的问题,主权国家有动力遏制向外的移民,尤其是当它需要劳动力、技术、资本的时候。
第四个担忧是关于负外部性的问题,如果全球各地冒出大量依靠自己的独特价值观运转的小国,其价值观不受审查,其价值观指导下的工作也不受监管和控制,会不会诞生更多的负外部性?
关于这个问题,Vitalik 的建议是网络国家可以承诺建立完善的治理机制,选出对外的形象代表,适当地把一小部分治理权分给国家的地理所在地的周边国家,确保考虑更多的公共利益,减少负外部性的溢出。而相应的,现有的主权国家也对做出如上行为的网络国家提供优待。
为了证明上述建议的可行性,Vitalik 举出了另一本书,名叫《菲尔斯:二十一世纪的经济民主》(Phyles:Economic Democracy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这本书在建立一个“类网络国家政体”的绝大部分态度上和 Balaji 一致,但依靠组织的自然演变而非某个特定的领导者,Vitalik 认为这种开源和高度民主化的态度来自二十一世纪初的开源软件模式,并认为这种偏左道路和 Balaji 偏右道路的同时存在,恰恰指证了其中可能暗含着 Vitalik 所建议的这种中间道路的可能性。
一如既往地,Vitalik 总是在文章最后附上一段总结,他依然对网络国家保持较高的期待,他希望看到依照上述愿景构建起来的创业社会,看到围绕健康的沉浸式生活方式体验,看到疯狂的治理实验,等等等等。
但同时,他也对前述提到的问题保持担忧,尤其担心穷人无法加入网络国家而造成的进一步的不平等的问题。
对此,他乐见网络国家的概念在实践中被修改,也愿意支持网络国家的实践尝试,按他建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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