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资领域，问好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往往找到一个好问题和切入点，就已经完成了70%的投研决策工作。而如何问出一个好问题？跟具备多角度的思维模型有很大关系。这篇是对王川关于思维模式文章的转载，常读常新。

有三件事，按照重要性的排序是：思维模型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思维模型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是最最重要的。如果底层思维模型都是错误的或者狭隘的，那么你上面思考和解决的问题都可能失去意义。比如说，普通人对于哈佛大学的思维模型是“某个知名大学”， 但另外一个思维模型把它看成是“伪装成学校的，一个享受免税待遇的大型对冲基金 ” ；普通人把俄国看成一个欧洲大国，但有的人把它看成“一个假扮成国家的大型加油站”。

提出问题： 比如说大部分人想的问题是如何赚钱。但另外一个角度是，把提出的问题转换成：“如何把每天不高兴做或没有兴趣做的事情的时间，压缩到接近于零，顺便再把生活费给赚了”。

解决问题：这个是最后才需要做的事。因为现行教育体制导致人们思维模型非常局限，也没有主动性去提出新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去挤着解决那些同样的问题，而拥挤导致问题更难解决/代价更大。

关于上大学的旧思维模型：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上一个名校，可以有更好的圈子，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就会有个更好的未来。所以很多家长不惜一切代价，推着孩子上名校。另外一个思维模型是：从学习知识的角度看，单个大学所能提供的资源现在远不如另外一个增长极快/完全开放/无需考试认证/大部分资源免费的大学：“互联网”， 而且二者的差距正在拉大。大学的一个副作用是，年轻人会把自己个人的身份理念认同和所就读的大学的圈子绑住一起，对大学外的不同圈子和不同思维模型产生本能的排他情绪。对于一个真正内心有极强驱动力的人，对于一个自己可以建立开拓自己圈子的人，大学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名校不一定是个值得拼搏争取的对象。 如果你在世界各大社交媒体上有大量的文字或音像作品被传播 （或Github 上编写的程序），被市场直接认可，名校的学位认证还有多大意义？

关于找工作的旧思维模型：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在好学校学到某些专业知识，就可以找到好工作，获得好的薪水，然后从此幸福地生活下去。但另外一个思维模型是：从人工/原材料到真正付费的终端用户之间，有一条长长的价值链。 找工作，本质上是在被前人定义好的价值链上的很小的一块上 （就是所谓的专业），拼命努力，想占有一席之地。

但打工者，对于整个价值链传递的机制，对于自身在价值链上的位置，自身定价权的理解，是非常模糊甚至一窍不通的。 一份优厚薪水的工作，容易让人沉醉于虚假的安全感，不用直面抢夺市场搞定客户的残酷现实。当裁员的噩耗来临，安全感被粉碎后，必须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重新找到自己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如果真正理解价值产生，传递，被认可和获取的机制，会发现很多不同的道路让你获得你所需要的回报，而它们往往大大优于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问题的本质是对价值链的理解和自身在价值链上的站位选择，而不是去争夺那些被前人定义好的专业和工作， 并为此去学习一些非常狭隘的甚至早已过时无用的知识。

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思维模型比较单一，所以大脑里想的就是解决某几个特定模式的问题。一旦模式固定后（就是所谓的专业化），变成存量博弈，只是在局部做些“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优化， 非常枯燥繁琐。而当现实中的某个被忽视的变量发生了数量级的巨大变化后，思维模型可能彻底改变，原来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再有意义。这时会有很长的时间窗口，去解决新的问题不仅相对更轻松，而且回报更大。

为什么人们很少思考通过改变底层思维模型，去解决更容易的问题？

Peter Thiel 关于难度和价值的关系有这段阐述：“激烈的打破头的竞争，使大家竞争的目标更难获取。难度成了价值的代理物。 但是价值和难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当价值并不存在的时候，你只是为了竞争而竞争。基辛格有一句贬损学术界的名言，精准描述了对于价值和难度的混淆：‘至少在学术界里，战斗如此激烈，正是因为争夺的利益太小了。

这看上去是对的，但也很怪，如果争夺的利益这么小，为什么人们要去拼命争夺，而不是去干点别的？我们只能猜测：也许这些人不知道如何辨别什么东西有价值。也许这些人只能理解难度是价值的代理物。也许这些人被竞争的浪漫情怀所洗脑了。”

人性强烈需要其他人来验证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即使是很明显的长期利益极大的事情，如果没有很多人赞同这个理念，那么追逐的过程会倍感孤独，不断自我怀疑。更何况在实际操作中会有长时间的不确定性和挫折。不确定性和挫折并不等同难度，但缺乏来自社交圈内的持续鼓励和赞赏会让人惴惴不安。(有多少人会不断查看朋友圈的点赞？) 缺乏经验阅历的人，更容易在这种孤独和不确定性的恐惧中打退堂鼓。人们情愿参加旧思维模型内的确定的，实际利益不大而竞争激烈难度极大的战斗 (竞争的激烈程度正好不断强化暗示这个东西值得争抢)，也不愿追逐新思维模型里的不确定的、但实际利益可能极大的、而竞争者寥寥难度不大的孤独游戏。

同样一件事，在不同思维模型之间的转换，需要新的底层基础设施的完备。底层基础设施的完备，需要时间，会有波折和反复。当改变在底层悄悄发生时，被旧思维模型洗脑的大多数观察者往往会忽略其存在。

电动马达技术 1880 年左右就出现了。和蒸汽机相比，它能源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可以安装多个小马达，各自驱动单个机器。 这些马达也可以单独控制开和关。这个技术显然比当时的驱动工厂的笨重的蒸汽机要先进多了。但在 1900年的时候，美国的工厂只有 5% 是电力驱动。 很多建造工厂的创业者在做了各种可行性分析之后，还是选择老的蒸汽机驱动模式。美国的工厂，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才从蒸汽机转型到电动马达。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因为新技术，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工厂架构的设计。重新建造设计，不仅成本昂贵，而且一开始该如何建造，并不十分清楚。电工不懂建筑，工厂的建筑师也不是电工。所以花了整整四十年才积累了足够的知识，来建造电力驱动的工厂。

1961年通用电气的一个广告宣传内赫然写道：你一定要支付小型化的高昂代价吗？

“如果你要在市场上买一个电子计算机或者其它电子系统，问一下自己： ‘我真的需要小型化和轻便的移动性吗？’如果你不需要，为什么要为此买单？电脑体积减少一点点，最初成本可能要翻一倍。 在一个典型的电脑应用中，一个价值一块一毛五的电子真空管，可以实现三到五个单价为两块钱的半导体元件的同样功能。当你意识到一个办公电脑内的零部件数量时，过度小型化的高昂成本昭然若揭 ”。

最讽刺的是,宣传单底部赫然印着自嗨的口号：“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Progress is our most important product - General Electric ）

这类诡辩的致命误区在于：其假设有时效性。就是说，虽然晶体管单价当时很贵，但是大规模量产后就迅速下跌。而数量的大规模增加，导致其可以实现以前真空管完全做不了的事。

八十年代当电脑开始在办公室普及时，主要应用在于文字处理，电子报表和数据库软件，但是经济数据上似乎没有显示明显的效率提高。 当时所谓的“著名经济增长的思想家” Robert Solow 曾说： “你可以在所有地方看到电脑时代的来临，除了生产效率的统计数据”。 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有多个原因： 第一，电脑最初的应用如文字处理，一开始并不直接影响产出的效率。 第二，金融和保险业大量使用电脑，但是其对产出效率的定义方式，并没有能够真正反映出电脑在方便和快捷上的影响。 第三，新的电脑系统和旧的纸媒系统同时运营并存的时候，需要更多人力物力去管理协调。 第四， 从购买安装调试软硬件系统，到真正经济效益的体现，有长时间的迟滞。 也有很多项目因为当时技术水平限制，无法成功运营，被迫夭折。

最终这个悖论被彻底击碎，要等到九十年代末，在大量办公电脑接入互联网，可以高效交换数据，完成以前无法完成的事情之后，才盖棺定论。而这种万物互联的可能性，完全不在旧经济学家的思维模型内。

由上面几个例子可以构建下述“关于思维模型变迁的思维模型”：

• 某个新技术性能的大幅迅速提高，有心的观察者慢慢可以看到新的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取代老技术的价值链。 新老价值链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简单的几个性能上的可比的参数，而是当新技术在部分性能超越老的模型之后，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态下的新思维模型， 就像电脑不只是文字处理还可以互联共享数据，iPhone 不只是用手机上网发 email 还可以支持各种复杂的移动应用等等。

• 新技术在基础设施还未完备打通之时，进展缓慢艰难，很多许诺的远景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实现。

• 旧思维模型的从业者会强烈鄙视新模型里的穷酸开拓者，他们的很多逻辑在一定的时间内确实很有道理，但他们没有考虑到新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持续发展导致超越其思维模型的变迁。

• 因为他们拒绝理解新的思维模型，所以他们总是用老的模型里的参数来衡量进展，而这种测量在新技术早期还很不完善的时候，尤其是一些新技术的早期开拓者倒闭或者遇到暂时的困难时，往往会强化老人的偏见。

• 另一方面，一旦人们的大脑对某事建立起思维模型，相反的事实很难让他们纠错，而只会促使他们把理论变得更复杂，让其内心自洽。就像某哲人曾说，“如果你折磨数据足够长的时间，它会承认任何事情 (If you torture the data long enough, it will confess anything)。”

• 但新技术产业链一旦慢慢打通，越过一个临界点后，会突然爆发蓬勃生机，会实现一些旧模式下无法想象的事情。而老技术的产业链则因此会开始迅速崩溃。作为一个投资者，在此时应当对新模式里的有垄断优势的领先者不断加仓。作为一个新入行的从业者，新技术产业的爆发期产生的红利，容易产生把大环境和个人智商混为一谈的飘飘然的幻觉。

• 即使倒塌后，旧思维模型内的从业者很长时间内将拒绝直面现实。部分在旧的领域极为出色/受人尊敬的专业人士，对自己付出多年职业生涯的老思维模型的轰然倒塌，会表现出极为幼稚，偏执和歇斯底里的情绪。他们在你心中的人设也将就此彤塌。他们是一面镜子，提醒你以后不要重复其错误。美国心理学家 Paul Watzlawick （1921-2007）曾说：“这是一个普遍的人性的问题：一旦我们找到某种解决方案，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较大的焦虑/期盼的代价后，我们为此解决方案付出的昂贵代价会让我们自愿地扭曲现实来适应我们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改变解决方案本身。”

• 即使部分老模型下的从业者想直面现实，也没有能力迅速参与竞争，因为他们在新模型的价值链上没有过深厚的布局，和大家起点差不多，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将没有任何竞争优势。

不总结思维模型和其变迁的规律，市场参与者对价值观的理解和追求成为一种下意识的盲目本能。这种本能，会因外界噪音持续制造的巨大焦虑，而自我强化，让人们不断奔波在一个又一个非理性竞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