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人口普查，徐州没有对得上“小花梅”身份信息的记录。
“八孩母亲”一案，有一个疑问始终横在我们心头：为什么是徐州丰县？
2021年，徐州以8117亿元的GDP排名中国内地第28位，在它身后，还有三百多个地级行政区。
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徐州属于二线城市，是仅次于4座一线城市和15座新一线城市的第三档，不是什么蛮荒落后的法外之地。
丰县之于徐州，看起来并不特殊。徐州之于全国，看起来也不特殊。但是眼下，把这块拼图放进我们对于21世纪中国的认知地图里，就会产生巨大的不协调。
丰县，究竟是异常值，还是平均值？是房间里一件忘记清扫的陈年家具，还是一扇我们从未打开过的门？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翻开了《江苏省徐州市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想看看那片土地的整体面貌。
说明
- 目前只有2010年“六普”资料，2020年“七普”完整资料预计今年年中出版。
- “六普”标准时点为2010年11月1日零时，如无特别说明，文中描述的都是那一时点的丰县或徐州。
- 普查数据会按照城市、镇、乡村进行汇总，所以同一指标会有四张表：整体、城市、镇、乡村。由此，我们可以分别看到徐州市区、镇上、乡村的不同情况——这一点颇为重要。
- 本文只列数据，提问题，不做推断。
按性别分的省外人口
人口普查不会记录每一个人在哪里出生长大，它探查人口迁移的方式，是通过统计常住在一地而户口在另一地的那部分人（“流动人口”）。
2010年，共有123364人常住徐州但户籍在江苏省外（“跨省流动人口”），其中61878名男性，61486名女性——男女数量基本平衡。
这很不正常。
当年，全国共有跨省流动人口8587.6万人，其中男性4835.7万人，女性3751.9万人，男性比女性高出近三成。
当年，江苏共有省外户籍人口737.9万人，其中男性405.6万人，女性332.4万人，男性比女性高出两成多。（数据来源：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1-4表）
因为跨省流动多为外出务工，向来以男性居多。
在徐州的市区和镇上（务工主要地点），省外户籍人口也是男多女少。问题出在乡村。
例如丰县，共有7774名省外户籍人口，其中男性3372人，女性4402人，男女比例43∶57。
丰县可以分为镇和乡村，镇上有2862名省外户籍男性，2032名女性；乡村有510名省外户籍男性，2370名女性，男女比例18∶82。
丰县乡村的情况，在徐州各县、县级市中并不特殊。
徐州乡村的情况，在苏北各县、县级市乃至城区中也不特殊，而且更有甚者。例如宿迁市沭阳县的乡村，有省外户籍男性293人，女性3527人，相差11倍。（数据来源：江苏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1-4c表）
通过图表，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压倒性的比例：
但是，如果你就此以为这是全国的普遍情况——城镇里的跨省流动人口男多女少，而乡村女多男少——那就猜错了。江苏乃至全国的乡村并非如此。
全江苏的乡村地区，有省外户籍男性108.9万人，女性94.5万人，硬是把苏北的比例扳了回来。
全国所有的乡村地区，居住着户口不在本省（区市）的男性818.8万人，女性609.9万人，男女比例57∶43。（数据来源：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1-4c表）
那为什么徐州乃至苏北的乡村，省外户籍女性如此之多？是当地有什么格外适合女性劳动者的乡镇企业，还是有大量的婚姻迁移？不必猜测，人口普查统计了迁移原因。
丰县乡村的2370名省外户籍女性中，2013人（85%）的迁移原因是“婚姻嫁娶”。其余“务工经商”“工作调动”“学习培训”“投靠亲友”等各种原因加在一起只占15%。
类似的比例出现在徐州各县、县级市，以及苏北另外几座城市的乡村地区，但是与其他江苏城市截然不同。
江苏民间有“苏北五虎”“苏中三杰”“苏南四少”的说法，在这张图表上体现得格外清楚。
背后原因也很容易理解，苏北的乡村涌入了大量婚姻迁移的女性，她们拉高了上一张图表里的女性比例，也拉高了这一张图表里“婚姻嫁娶”的比例。
至于她们的婚姻迁移是出于自愿还是人口拐卖，这不是人口普查能够回答的问题。
一般来说，婚姻嫁娶是长期的，往往对应着“常住且已落户”的情况。“常住却未落户”对应的才是短期原因，工作或学习——从全江苏（包括城市、镇和乡村）来看，75%的省外户籍女性都是因“务工经商”而来。
苏北为何颠倒？为何那么多女性因婚姻来到苏北，户口却没有随之迁移？我们不得而知。
无论如何，请记得，以上数据只体现了截至2010年11月1日尚未在当地落户的那一部分人。
还有另外四张长表（整体、城市、镇、乡村各一张），跨越几十页，将省外户籍人口按照户口登记地进行区分，告诉了我们，人从何处来。篇幅所限，我们只看徐州乡村的数据。
徐州位于江苏、山东、安徽三省交界，与河南也只隔着一个砀山县，来自邻省的人多，尚属自然。至于来自云贵川的人这么多，而且男女比例在1∶7—1∶9之间，实际反映出了另一条更重要的婚姻嫁娶流向。
看完来处，再看去处。
当时常住徐州的云南户籍人口只有1946人，其中1576名是女性，这些女性中，166人住在城市，309人住在镇上，1101人（70%）住在乡村。
这一点，与贵州、四川来的女性情况一致，而与安徽、山东、河南来人很不相同。
从上图不难看出，从安徽、山东、河南这三个临近省份来的女性虽多，但她们大多数去向城镇地区，而云贵川来人，却扎堆（50%—70%）去往徐州乡村。
苏北其他城市情况相似，不再逐一列举。
我们不知道这数以千计（整个苏北则是数以万计）女性是否自主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如果是的话，不嫁在苏南更发达的城市而嫁在苏北，不嫁在苏北城镇而嫁在苏北乡村，实在是一种神奇的巧合。
而如果她们的婚姻并非自愿，甚至她们的迁移、生育都并非自愿，那么需要详查的，就远不止一位八孩母亲。
按性别、民族区分的人口
根据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引述的《徐州市志》，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徐州市只有18个少数民族。
而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徐州已有47个少数民族。考虑到不同少数民族在我国的不均匀分布，这同样是一个观察徐州人口流入情况的好视角。
2010年，徐州市常住人口8583106人，其中汉族8570793人，少数民族12313人（这一数字相比“五普”时期减少四成，原因不详）。
1.2万少数民族人口中，6939人在城市区域，3390人在镇上，1984人在乡村。
我们直接看乡村这近两千人，其中535名少数民族男性，1449名少数民族女性。
至于丰县乡村，有111名少数民族男性，222名少数民族女性，恰为1∶2——这一比例放在徐州各县、县级市中仍然毫不特别。（数据来源：江苏省徐州市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1-6c表）
再来看看，哪些少数民族的男女比例格外悬殊。
==只列出了在徐州乡村人数＞10
且男女比例＜1∶3的少数民族
徐州乡村里的另外几大少数民族——回族、满族、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也都是女多男少，只是比例不算过分夸张。比例明显异常的，还是那些聚居地在云贵川的少数民族。
这一数据和上一节的“80%以上的省外户籍女性因婚姻迁移”“从云贵川流入的女性比例畸高”等结论相呼应。
至于少数民族女性流入是出于自愿还是人口拐卖，同样不是人口普查能回答的问题。盼望相关部门调查。
可供参考的是，学者陈业强在《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一书中记录：
笔者从福贡县公安局进一步了解到，福贡县从1988年到2009年共有4005名妇女外流，被拐卖外流的妇女有1750人。
（2010年福贡县常住人口98616人，其中女性48075人）
超过四成的妇女外流是“被拐卖”，还没有包含书中提到了另一种“被（外地人凭借一份彩礼）讨走”的情况，这两种情况之外，才是凤毛麟角的“自由恋爱”。
傈僳族在徐州只有27人，2男25女，全部居住在乡村地区。
丰县没有傈僳族人。
而怒族，全徐州共有31人，16男15女，乡村地区1男5女。其中丰县乡村有1名怒族女性。
徐州发布的调查进展中写道：“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父母已故），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子里甲乡亚古村是一个傈僳族村落，很多人由此认为小花梅是傈僳族人。
但亚古村也有怒族和汉族居民。根据丁香医生《偶尔治愈》对亚古村的走访：“亚谷村多位村民回忆，小花梅和妈妈都是怒族。”
那么，“八孩母亲”就是2010年人口普查记录的唯一一名丰县怒族女性吗？
还有另一张表格可以验证。
前调查记者邓飞公布了“小花梅”的结婚证照片，上面显示：扬庆侠，出生日期1969年6月6日。据此推算，在2010年11月1日人口普查标准时点，她应该是41岁。
以及，发证日期1998年8月2日，那么她应该在此之前就已来到丰县。
但是根据《江苏省徐州市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2-1 全市各民族分年龄、性别的人口”，31名在徐州的怒族人里，40—44岁年龄段无人。
也就是说，至少2010年人口普查里，徐州市没有对得上小花梅身份信息的记录。
互斥的信息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人口普查在此处出现了漏报瞒报，要么是徐州的现有调查结果有待江苏省进一步核实。
按性别分的5—14岁人口
2010年，徐州市常住人口性别比为101.2（女性=100）。
不过，女性的长寿影响了老年人口性别比，频繁的跨区域流动又影响了青壮年人口性别比，使得整体性别比的参考价值不大。
更值得留意的是少年儿童的性别比，受人口流动和自然死亡的影响较小，既能反映出过去数年的新生儿性别比，又预示着未来数年适婚年龄男女的性别比。
考虑到0—4岁的婴幼儿漏报瞒报的情况相对多发，我们重点观察当年5—14岁的人群，大约就是1995年—2005年生人。
2010年，徐州市5—14岁人口性别比为132.3，相当于每7个孩子中，4男3女。各区县的性别比在这一数字上下浮动，丰县最高，5—14岁人口性别比达到146.8，近乎于每5个孩子中，3男2女。
这个数字放在苏北各区县里，也算极高的。
但是放到全国来看，排不进前十名。
到2022年，当年的孩子就17—26岁了，他们又将如何婚恋、满足长辈重男轻女的观念继续“传宗接代”呢？人口普查回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