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朝代的更替兴衰，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儒家与道家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势力消长。每当天下太平的时候，都是大肆宣扬儒家思想，儒家人士得到重用；而每逢社会混乱之时，却往往必须依靠道家人物来安国定邦，收拾危局。那些辅佐君主运筹帷幄的谋臣，能力超凡富有传奇性的军师，大多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如张良、诸葛孔明、徐茂公、刘伯温等。道家一贯给人不问世事隐逸修行的形象，我们普遍以为其奉行的是避世而居与世无争，但这是非常片面的，如李泽厚指出，道家哲学中蕴含了极深邃的军事谋略思想。诸子百家相互批驳，却很少跟道家有什么大的矛盾冲突；事实上春秋战国时的纵横家、兵家、法家的形成发展，都建立在道家的根基之上。魏源说，老子书乃救世书也，在世乱之际，道家学派常常会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救民于水火。
道家思想唯在西汉时占据过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此后一直未能像儒家那样受到掌权者的垂青。秦朝统一六国，是法家的胜利；而法家对道家思想中的某些方面进行片面的演绎与强调，最终背离了道家的基本原则。与民休息的文景之治，刚刚证明了黄老之术的伟大成效，武帝的罢黜百家，却使得道家学派从此日渐远离了治国之道，越来越专注于巫术与单纯的修身之法，甚至沦为迷信的宗教。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的偏执与孱弱，可能正是由于道家学派在统治阶级的引导下误入歧途后继乏人的结果。
从哲学的角度看，无论对于个体的精神成长，还是更为复杂的社会大系统，道家都指明了必须遵循的规律与方向。人与外界相比本来是渺小脆弱的，怎样才能蕴积起强大的生命力，达到无往而不胜的目的？老子说：见素抱朴，无为而无不为，守柔日强。首先，人要能像水一样，卑弱处下，虚怀若谷，兼容并包，才能得到最广大的支持；其次，将欲取之，必固予之，勤于努力，善于付出，默默积累力量；再次，平时节制欲望，不胡乱挥霍浪费精神，不盲目投入到不必要的事情当中，生命力会自然蓄积。这样一当时机成熟，突然发而用之，全力以赴，其势则如放开闸门的洪水难以抵挡。从修身到治平，做任何事情，想要取得最终的成功，几乎都应遵从如此的方法或原则。
道家学说在战国及秦汉时期最能发扬光大。当时的士人，尤为精通老子的这一套思想，并运用得淋漓尽致，神妙绝伦。且不说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计策，均渗透了“道”法之精髓；单就各国君王争相虚心纳谏礼贤下士的做法，都说明了道家思想的深入影响。四大公子的故事通过历史的记载，早已传为佳话。韩信、张良在军事上的成就自不必说，刘邦也正因为能“忍”，所以虽一败再败于项羽，最后却赢得了楚汉战争决定性战役的胜利。本来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居然以能谦卑处下为荣，并蔚为风气，这在中国历史上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的，众所周知，后世的文人攀附权贵还来不及呢，大多的知识分子一向缺乏独立地位，更缺乏尊严与傲气。
在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中，道家奉行的原则有着普遍性的意义。一个团体，一个国家，在面临重重压力和困难的情况下，想要发展壮大，应当忍辱负重，慢慢积攒实力，不可轻举妄动。惟以谦卑虚心、柔弱自持的精神，尽量得到外界的支持，弱者结成联盟，与周围的各种势力搞好关系，方能抵抗强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夫不与人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无为而无不为……道家的观念建立具体的体察与实践之上，在虚静的境界领悟到了世事万物运行的真谛，可谓是人类最深刻最宝贵的经验财富。
忍，是道家思想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要做一件事，在时机不成熟、力量达不到时，不可轻举妄动，轻率出击，务以坚忍的态度来面对，韬光养晦静待良机。如苏轼所赞张良，英雄豪杰所胜于常人之处，惟忍而已。运用在兵法上，是避敌锋芒，不与强大者硬对硬冲突，以灵活机动的方式周旋以待其弊。运用在政治斗争中，亦是如此：有识者不追求表面的显赫风光，而暗暗培养自己的势力，不让一时的争强使气坏了大局。如对于改革，一步步谋篇布局循序渐进，不事张扬而达到目的，而绝不会在尚缺乏基础的时候做出骤然的惊世骇俗的变革。直待时机成熟，有了相当大的把握，才采取非常之举措。能忍是做人做事最基本的要求，能忍同样是致胜之法宝。
能忍才能卑弱处下，以虚怀若谷的姿态赢得他人和外界的肯定，得到最广大的民众的拥护。谦卑宽容，不自骄自大，才不会脱离群体，丧失底层的支持。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每一个王朝的兴起，总是打着为民造福的旗号，要代表最多数群众的利益。聪明的统治者，成功的领导人，都懂得虚心包容的道理，诚心纳谏，接受批评。曹操、刘备、李世民，无一不求贤若渴。特别是力量尚且薄弱的时候，务要尽可能的团结其他势力，与弱者结成联盟，不敢为天下先，避免成为众敌之标靶。如六国合纵以抗强秦，吴蜀联合击败曹魏，都体现了这些原则。朱元璋之能一统天下，亦是得益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策，不打无必要之仗，不动声色的悄悄扩张，从而蓄积了雄厚实力，最终势不可挡。
但从中国古代历史总的趋势来看，道家学派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一直处在逐渐衰落之中，起码在社会现实生活不再起大的作用，思想上也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儒学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道家人士变成了炼丹采药念咒画符的法师，居山中修身养性，安邦定国的纵横之术反被诬成诡计阴谋。封建王朝出于狭隘的自私心理，待江山稳固即实行愚民政策，刻意排斥道家谋略。到了明末之时，面临满清大军的威胁，却国无策士，且不说朝廷内部混乱万端，自毁长城，就是农民军方面也目光短浅，成不了气候。直待吴三桂引兵入关挥师南下，几个小朝廷还联合不到一块儿，兀自争斗不休，得以被各个击破，国灭身死。只接受了理学灌输而成长起来的儒生“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不但救国乏术，而且其狭隘片面的道德观常常被利用来制造对立激化矛盾，对于熊廷弼、毛文龙、袁崇焕等名将的死负有很大责任，使得不少将领被迫倒向敌人一方。
经过了满清的野蛮统治，遭受了外国侵略者的欺凌瓜分，处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道家精神自发的复活了。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发展直至成功的过程，昭示了道家思想的实际效用。在很多地方，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做法暗合了道家诸原则：与工农结合深入群众，是甘于处卑居下；避敌锋芒进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游戏战争，是积累起强大力量的有效举措；联合国民党北伐和抗日，联合各民主党派反蒋，乃至后来的团结第三世界国家抵抗美苏，与古代的纵横之术有异曲同工之妙。苏俄马克思主义教条指导下的王明等人，总是犯左倾冒进的毛病；而谙习中国传统兵法谋略的毛泽东，却能针对中国现实制定出正确的方略。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道家精神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本来可以成为新道家。但后来的大跃进和文革，却完全背离了道家的方向，机械的计划经济和极左极不宽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斗争，一点儿也不符合无为而治的原则，本质上反映了一种变相的转换了形式的儒家道德观。中国的政治运动，一向习惯于标语口号式的激进盲动，非要排斥和打倒异己势力，表现了斗争策略的极端幼稚性。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贯用善恶来书写历史，制造两极分化的对立，却遗忘了祖先的精髓，看不到道家思想的弥足珍贵与伟大效用。
“无私故能成其私”，以普遍交换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体现了道家的伦理原则：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是统一的，只有你能为世界付出、为别人考虑，你才能相应获得自己的收入，靠为他的劳动换取财富。即使你抱有自私的目的，也必须遵守这个规则，从而淡化了善恶观念，客观上引导了人们的利他行为，促进了社会的和谐进步。在政治上，道家的无为而治也呼唤着自由民主。但它不是主张激烈的革命，而是顺其自然，自下而上的逐渐积蓄力量，推动循序渐进的变革。当今的中国，实际上步入了类似春秋战国的时代，只不过原来国与国的纷争换成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政府和一些企业的领导者，类似世袭的君王，而知识分子则相当于过去的士阶层。儒家的观念，是人们必须效忠于领导，从而培养了奴仆；而道家的观念，却是统治者必须礼贤下士，吸引人才为己所用，才能在竞争中赢得成功。很明显，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更有利于后一种情况的形成。
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道家精神的复兴。道家的谦卑宽容，能树立起尊重民意、言论自由的风气；道家的机变灵活，能帮助一个企业或团体在纵横捭阖的经济或政治斗争中取胜。不必怕有邪恶心理的人精研阴谋之术，须知大道滔滔向前，无所不包，任何人必须遵从时代的潮流，所作所为符合万事万物的发展趋势，否则他必将遭遇挫折，失败无成。无私方能成其私，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恶者不得不向善，邪者自然回归正路。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即是回归道家精神，宣传和普及道家思想，让道家原则指导行动。如果中国社会一定要确立一种意识形态，那么道家而非儒家才是最好的选择：道家就像沉默而慈爱的母亲，看着诸子百家争鸣，绝不偏袒和压抑，而是一任自然，温和宽厚而雍容大度。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直接承继春秋战国的源头。